随着发展，后来援引五经经义来判案，这个援例法效力还在正经的律令之上，以至于出现很多孝子复仇而无罪、轻判的现象。

这就导致正规的律法被轻视，而只有学习五经，精熟五经，才能成为一个大家眼中合格的官员，起码你能使用合乎大家理念的判案标准来判案。

如果你不熟悉五经，即便熟悉汉律，你审案时肯定会得罪太多、太多人，这个官也就做不成。

所以学习经学，才能当官，才能把官当稳。

经学地位稳固后，就爆发了今经文、古经文两大集团的对抗，这真的是赢了一本万利，输了粉身碎骨的战役。

争了几百年，两个集团相互渗透，到当代时郑玄集合古今之所长，加上蔡邕、卢植等人的努力，终于在灵帝手里完成《熹平石经》，这部刻在石碑上的六部正经就是灵帝承认的国家正经，是今后考试、判案的依据。

那么国家正经刻在石碑上，供天下人传抄，那么正经的解释权也就握在朝廷、灵帝手里。

灵帝开辟的鸿都门学也就有更大的作用，可以就近学习开阳门外的石经。

再加上两次党锢，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所以熹平石经出世不久，便爆发黄巾之乱。

现在不是你精通律法就能判案的，律法这东西不顶用，所以才制定《蜀科》，今后以《蜀科》作为判案的标准，效力在律令之上，也在五经援例法之上。

问题就这样摆在面前，一个少年人学习律法、学习过往的经典案例成材快，还是跪在世家门阀面前学习五经成材快？

世家当道，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官员各项素质较高，成长太慢，而世家子自幼学习五经，竞争力自然很强。

而现在的问题是田信一方面让军吏教授《千字文》给军士启蒙，让他们识字；识字后，就会教授他们相关的汉律。

就这么简单，从一开始就把五经，及臃肿复杂的五经各家注解踹到一边去。

今后田信这里出来的军吏转任地方后，判案肯定遵循田信这里学到的律法、律例，跟五经体系的援例法冲突，这个冲突很大，是有罪无罪的极端冲突。

也会跟《蜀科》有一定冲突，但这个冲突很轻，是量刑偏轻偏重的冲突，可以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