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朝廷的士大夫们，能够不那么重道而轻艺，不重义轻利，能少谈论些经义，多谈些事功，那么错过活字印刷也没什么。

若国策以经世致用，务实为本，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力物力之雄厚，总会想出替代的办法。

活字印刷，器也，但道却可御器。

道可御器，这是理学的道理，但此道却非理学的道。

想到这里，林延潮目光悠远了起来。

第0641章 发来贺电

林延潮一席话后，令众弟子都陷入了沉思。

换了旁人或许会质疑一句，林延潮又没有去过泰西，为何会对泰西之事如此了解？你不是在危言耸听吗？

但他的弟子对林延潮都十分信服，故而都不觉有疑。

众弟子们听了林延潮一席话，都认为眼下我大明虽乍看乃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世，但也需当居安思危。我等身为读书人，更该如此。

用事功学里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此理念下，作为学功堂杂论主编的陶望龄，徐火勃，都觉得任重而道远。身为学功堂杂论的创刊号，不仅要将事功学之思想传播给众人，而更应带给广大有识之士一种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危机意识。

在这普天之下并非只有一个大明，我等读书人不可在仍沉浸于“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的美梦中，应该沉下心来放眼看世界，脚踏实地的务经世之学。

陶望龄，徐火勃二人与共创刊的十几名弟子，他们左思右想一阵，将“学功堂杂论”的名字改为“事功刊”。

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为创刊精神，写在“事功刊”的刊头之下，之后才是创刊日期万历壬午年，二月初六，另并注明此报七日一版。

当然此刊未出，凭林延潮三个字已是足够的引人注目，加之林延潮当日与众弟子们说的一席话，也是经弟子们之口传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