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念，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争端，虽然没有硝烟鲜血，却比邦国一城一池的争夺更重要，影响也更加深远。

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朝的法儒之争，再到汉初的黄老与儒家之争。而汉武帝时废黜百家，表彰六经，尤其以《春秋》地位最高，它不仅只是一本经书、史书这么简单，可以豪不夸张的讲，已经相当于西方中世纪圣经的存在。

从那以后，子学时代宣告终结，经学时代开始了。

铜锣湾只能有一家正统春秋，遂有公羊与榖梁的第一次交锋。最后，榖梁的传人瑕丘江公因为不善辩论，不敌公羊派的董仲舒。榖梁退居民间，公羊则成了被朝廷承认的官学。

但在任弘看来，与其说当年榖梁输在辩论时，不如说，输在了内容上。汉武帝继位后，在认识董仲舒公孙弘之前，先接见了榖梁派的申公，但老迈古板保守的榖梁让刘彻颇感无聊，反而是公羊派的权变让年轻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精神一振。

大一统、尊王攘夷、九世复仇之说，简直是为他改制与征伐匈奴量身打造的理论，故汉武尊崇公羊春秋，使其列为五经之首。公羊春秋对历史演进显然是有大功劳的。

可如今，诸侯削弱，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帝国的大一统终于完成；匈奴残灭，九世之仇已报；南越朝鲜西南夷西羌皆列为郡县，周边几乎无夷可攘，而公羊后学们也在盐铁之会后趋向于保守，不再支持拓边。

大汉面临的新问题，公羊春秋已经无法做出解释和应对了。

反倒是《公羊》学坚持的三统论渐渐抬头，危及皇权和家天下，刘询感到威胁，欲对其加以批判，这才有了石渠阁之会。

任弘只能说，公羊春秋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现实就是这样，当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

已经不能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学说，必将落伍淘汰，或者遭到吞并，以另一种形态悄然存在。

“这场论五经异同，公羊必遭黜落。”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即便公羊博士和弟子们口才再了得也无力回天，除非他们洗心革面彻底修正董仲舒传下的那一套三统论、新王说，为皇帝的新需求服务。

但汉儒注重师法，已经确定的义理几乎是无从更改的，若是强行更改，会导致严重后果。

比如博士里的《易》一家，原先的博士是田王孙，其大弟子孟喜不遵师法，在田王孙死后，博士缺，本来轮到孟喜，结果众人举报他改改师法，遂不用，刘询定了梁丘贺为易博士。

这也是任弘选择左传的原因了，左传传承单薄，十年前还是大篆古文，掌握的人只要个位置，未定章句，更无义理，何谈改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