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一起进了公事房，虽然当天并非休沐日，但因吏部于年前的事基本已完成，当天前来吏部应卯的官吏很少，见到沈溪跟王敞进来，旁人都识相往后衙去了。

等公事房只剩下二人，王敞这才道：“之厚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若是老朽不适合留在此，也不多打扰。”

王敞很识时务，他知道自己虽为吏部侍郎，但涉及朝中核心决策，他无权过问，沈溪如今在朝中的地位，已不单纯是吏部尚书这么简单。

虽然进入明朝中期后，六部权力被内阁侵夺，但从制度规定上，内阁不具备干预六部的权力，这是内阁与宰相制度的深刻区别所决定的。内阁虽然在权力和地位上逐渐建立起对六部的优势，但并不能够直接控制六部，六部仍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内阁只能利用其政务处理和决策上相对有利地位来达到干预和牵制六部权力的目的。

实际上，内阁和六部的争权主要集中在人事任命上。

按照朝廷的规定，四品以下官员的升迁由吏部直接决定，四品以上的官员才需要内阁和吏部商量，四品官员是一个中高级官员了，一些位置重要的知府或者道台才是四品官，而知县、知州等小官对于吏部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所以官员根本不敢得罪吏部尚书，因为一旦得罪，那么吏部尚书就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将其调到一些边远之地受苦。

而道台、布政使这些重要的官员，一般都是吏部和内阁进行商量，内阁大学士很厉害，但是内阁中还有其他学士，他们的权力不见得有吏部尚书大，所以一般的吏部尚书如果不是进递内阁首辅或者次辅，一般不想进内阁，还不如继续拿捏别人的官帽来得畅快。

事实上，明朝历史上很多内阁首辅，都是通过控制吏部进而获得权力，否则说不清楚首辅跟吏部尚书谁更大，如此一来，沈溪俨然就是朝中跟内阁首辅抗衡的另一面旗帜，跟半个宰相差不多。

沈溪道：“年底得到消息，说是南直隶和闽浙一些官员，牵扯到倭寇案，很多人利用手上的权力，中饱私囊，甚至纵容倭寇为非作歹。身为吏部尚书，在下自是要尽快将这件事呈奏陛下。”

王敞先是一怔，觉得沈溪说的事不小，但仔细一想后，又觉得有哪里不妥，心想：“这地方上的消息，不都该由通政司往内阁送？怎么之厚会知晓？还是说这是谢阁老的意思，靠司礼监无法将消息传递给陛下？”

按照大明制度，地方事务应由地方官员把奏疏呈递京城，走通政司、内阁到司礼监的流程，而非由沈溪这个吏部尚书直接过问，这也是王敞不解之处。

不过因事关重大，沈溪亲自提出来，而且着手开始写奏疏，王敞便不好多问。

但王敞心中仍旧有很多疑问，除了之前想到的关于地方呈奏流程等问题，他还在想：“有事的话，之厚完全可以在家里将奏疏完成，再呈递通政司，他直接到吏部衙门来写这奏疏，却是为何？莫非事情仓促，他临时过来写奏疏，甚至未回府？”

这边沈溪埋头书写，不再说话，王敞也就没有打扰。

一直等沈溪将奏疏写完，王敞探头看了一眼，却无法窥明沈溪具体写了什么。

沈溪抬起头来，道：“我准备往豹房去一趟，王老您是否同行？”

王敞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哪怕吏部侍郎的位置再显赫，他也没资格面圣，而且这个节骨眼儿上谁去面圣必会成为众矢之的，连忙摆了摆手，婉拒道：“此事关系重大，之厚你还是快些往豹房求见陛下，或者需要老朽帮你传达给什么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