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皇家把权力收得很紧，就算是执掌兵权的英国公张懋，也只是名义上掌握京营和五军都督府。

因为五军都督府内部彼此互不统辖，互相牵制，互相防范。同时，五府只是掌握军旅之权，军政权在兵部手上，府部互相制约，出动兵马需要兵部提请，五府不能干预，事平之日，将归于府，军归于营，印归于朝。

这也就是说，在没有皇帝的旨意下，张懋根本就调动不了军队。

连执掌兵权的张懋都不能威胁太子皇位，那就只有西北的蒙元余孽是为心腹大患。

朱祐樘登基至今，鞑靼人屡屡犯边，他继位之初时尤甚，鞑靼人喜欢每年秋天到九边劫掠，抢到物质过冬，到弘治中期随着明朝国力强盛情况才逐步好转。但好景不长，前几年鞑靼人故态复萌，才有了之前刘大夏领兵出征，沈溪凭借佛朗机炮立下大功的事情。

大明是在灭掉蒙元的基础上建立的，朱祐樘始终对当前试图重归统一的鞑靼人放心不下，于是在他身体好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刘大夏、谢迁等大臣商议出兵西北事宜。

在弘治皇帝看来，能一仗歼灭鞑靼人主力，使得其接下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一蹶不振最好，如果达不到但是能收复河套平原，在战略上对蒙元各部由守势变成攻势也可，这样一来，便能给儿子创造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内外环境。

弘治皇帝忽略了一个新情况，鞑靼人虽然陷入内斗，但经过数年征战，达延部已经明显占据上风，火筛等部族节节败退，眼看连族群都快保不住了。

沈溪之前分析过，明军出兵草原，有很大的可能无法利用鞑靼内部的混乱，反倒达延部会借助大明的威胁，完成对鞑靼各部族的一统。

火筛等部是绝无可能投靠大明的，当外敌出现时，鞑靼人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达延部趁机跟那些濒临失败的部族达成协议，将各部落收编或者是拆散分开居住，达到对蒙古中部草原一统的目的。

到那个时候，明军出兵草原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

攻攻不下来，撤退又怕被追击和埋伏，跟鞑靼人在补给困难的草原上作战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而大明官兵很多都是在当兵后才开始接触和学习骑马，蒙古人天生就要跟恶劣的环境作斗争，茹毛饮血，大明官兵则生于军户或者民户之家，祖祖辈辈都是耕田、屯田，这就是差距。

当朱祐樘提及西北战事，刘健没有随便发表意见，他清楚皇帝的用意，不想破坏朝廷的战略方针。

马文升虽然深知出兵西北有一定风险，也意识到鞑靼内部可能会出现一致对外的状况，但还是有所期冀。

既然鞑靼经历弘治十三年之败，又内斗多年，必然元气大伤，如此一战就算不胜也不至于惨败，何况大明现在已经配备几百门佛郎机炮，当初沈溪只是带了十门炮出战，就能扭转战局，有了几百门炮那还胜利不是手到擒来？

都是之前就商量好的战略，马文升和刘健没有提出太多实质性的建议，许多都属于老生常谈，但就这么絮絮叨叨，依然不知不觉就说了半个多时辰，外面天色昏暗下来，乾清宫的太监开始掌灯，皇帝寝殿内很快灯火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