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政是在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的位子上被拉下马来的，在案子没有定论之前，翰林院连名义上的主官都没有，所有事情归侍讲学士焦芳兼领。

不过焦芳这会儿还担任太常寺少卿，并没太多时间待在翰林院中，目前翰林院基本属于无主状态。

内阁大学士谢迁，作为前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是如今的东阁大学士，经常到翰林院来走走，兼一些掌院和内阁诰敕之事。

这些活本来都是程敏政做的，而程敏政原本也被认为是下一位入阁大学士的不二人选，头年里首辅徐溥刚刚致仕，刘健眼看老迈将退，李东阳和谢迁之后，必然有一人入阁……可惜程敏政说话不谨慎，无端招来大祸，不仅内阁大学士无望，眼看性命都保不住了。

沈溪到任后，先见过侍读和侍讲，再由朱希周带他去见下面包括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以及没有品秩的孔目、庶吉士等属官，简单照过面后，便迎来入一项繁琐的工程，也是这几年翰林院一直在做的一件事，编修《大明会典》。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仿《唐六典》敕修《诸司职掌》，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通政使司、都察院、大理寺和五军都督府十门，共十卷，记载了大明朝开国到洪武二十六年间所创建与设置的各种主要官职制度。弘治皇帝登基后，因洪武后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及汇编，不足以供臣民遵循，于是就有了《大明会典》的产生。

弘治皇帝对于《大明会典》的修撰十分看重，天子有惠政，需要著书留名，皇帝若不能以文名传世，就好像明君头上少了一道光环。不过眼下这本著作的编撰出现了一定问题，因为程敏政正好是《大明会典》的副总裁官。

《大明会典》总裁官是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这四位，其中徐溥致仕还乡，剩下三位都是内阁大学士，没时间修书，程敏政作为副总裁官，却是真正的负责人，这就是典型的二把手当家。

谢迁之所以时常到翰林院来，有一部分原因便是监督修撰典籍。

沈溪入职第一天，尚未来得及熟悉一下环境，工作就已经安排下来了，让他整理藏书库，为编撰《大明会典》中关于英宗的部分进行准备。

朱希周拿着几本书过来，在沈溪旁边坐下，笑道：“不用太拘谨，这些事不是太着急，宁多翻阅典籍，可千万别有错漏。这修史之事，不能出丝毫差池。”

《大明会典》是官修的断代典制体史书。

不同于一般的史书，此书是以典制为对象，广罗自大明建国以来历代或断代典章制度并记述其因革损益情况，与典、志、考类似，脱胎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成为独立的史籍体裁，有通典、会要、会典等编辑区别。

总结来说，就是把明朝每个皇帝颁布的典章制度修撰于一体，用典章制度的演变，来记录历史沿革。

就如同在修书之前徐溥等四位内阁大学士进言中所提：“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而凡损益同异，据事系年，汇列于后，萃而为书，以成一代之典。”

既然是史书，那就是要传于后世的，必须要严谨，朱希周的提醒出于善意，宁可多查阅，把事情求证清楚，也不能因为急于求成而出现偏差，这是修史之人的基本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