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把那酒樽全摔了，再造新的商税体系才是。

“朕不是很明白，加重商税？百姓、农民、商贾、士子都是大宋的百姓，朕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偏见。加重商税，加重商人的负担，来养农民，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赵桓从来不觉得问政于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李纲点头，官家的宽仁，对的是所有的大宋的子民。

这样的官家，正如种少保所言，乃是大宋之大幸。

“官家，这加重商税，也就是将那个百抽二的行商税，和百抽三的坐贾税，变成十抽一的税务。这一点官家尽管放心。”李纲有些挠头。

应该怎么解释大宋商贾们，会对加重商税拍手称好呢？

忽然李纲眼前一亮，跑了出去没一会儿又跑了回来，在油盏灯下，李纲将图卷交给了官家。

“这是元丰党碑。崇宁年间，蔡太傅拜相，为了打击政敌，立了这么一块碑文，导致党争愈演愈烈。官家。”李纲说道。

赵桓皱着眉，他对着元丰党人碑自然知晓，当时处理李擢之事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大宋党争非常激烈，导致朝堂疲于内斗，而无精力治理国家，他对党争也是着重防范。

只是让他有些不解的是，为何李纲谈着商税，为何突然提起了这党争之事？

赵桓略一思索，问道：“李太宰是说，这元丰党人和元祐党人，疲于党争，今日新法，明日旧法，导致的民不知法？”

李纲点头，说道：“然也！臣自罚一杯。”

喝完酒之后，李纲赶紧抄起来几块牛肉，放到了嘴里，喝酒烧心。

“正是如此，事实上，大宋的商贾百姓，并不知道他们应该他们缴纳多少赋税。乡绅的经纪们，说是多少，大宋的农民就交多少粮食。”

“员外们、帮派们的扑买者，说要缴纳多少商税，这商贾就只能缴纳多少税赋。因为党争激烈，导致民不知法，法不束民，此乃党争之大害也。”

赵桓觉得这个论调有点熟悉，这不是就是中间商在中间赚差价吗？

去掉中间商，把钱都给自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