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山阴人，故尚书令谢煚子谢承。”

孙策心中一动，立刻有了答案。谢承的确在史学上有些天赋，不仅好学，而且记性好，他后来曾著《后汉书》，是八家《后汉书》之一，又是江东人，应该好好培养。不过他没有立刻做出决定，又问了几个人，这才说道：“让他们几个都来，我看看再定。”

“喏。”

“蔡夫人，虽说有年青才俊可以分担，但令尊这旧习也要改一改了。我在南阳讲武堂说过，士不分文武，不分男女，唯道是从，你也写了文章，天下传诵，他还抱着老眼光，置若罔闻，这可不合适。”

蔡琰心中恍然，知道蔡邕为什么被孙策扣住了。蔡邕很可能又犯了书生气，不尊重武人，孙策这才借机会找他麻烦，把他扣在这儿。她躬身致歉。“家父年纪大了，又整天埋首典籍，不通人情世故，屡受挫折而不能改。好在大王宽容，不用流窜江湖。”

孙策嘴角抽了抽。“蔡夫人，你看错我了，我一点也不宽容，不仅不宽容，而且记仇。你刚才这句话，我听得懂，也记住了。明年一开春，我就将公瑾流放到天竺去，让你们夫妻再也见不着。”

蔡琰哑然失笑，拱手道：“无心之言，还请大王见谅。”

两人说笑了两句，蔡琰回到正题。她向孙策提议，既然祢衡提到王莽，不如将这件事展开，索性写一部新莽朝的历史。新莽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年，但王莽在很多方向做了尝试，有些被证明纯属胡闹，有些则被继承下来了，本朝虽说视王莽为篡逆，但那只是官方的看法，实际上儒生对王莽的私下看法并不太坏，反倒有些感同身受的遗憾。以维护汉朝正统为己任的班固著《汉书》，作王莽传，虽有贬低之词，却也不乏直书，甚至有赞誉之词，对一个曾经篡夺了刘汉江山的人来说，这样的传纪近乎溢美，本不该面世。

王莽是个纯粹的儒生，他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儒门曾经觉得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只是谁也没想到结果会这么惨。从某个角度来说，王莽的失败就是儒门的失败。好好总结王莽失败的原因，对儒门来说也是反思。从王莽众叛亲离的那一刻起，儒门就在做，只是各自为政，还没有人做全面总结。

现在正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孙策一下子就听懂了。蔡琰毕竟是年轻人，又一直为他主笔，立场不一样，思维也更加敏锐。为新莽著史，承认新朝是一个真正的朝代，就等于将大汉四百年的基业一截为二，同时也证明了大汉并非不可颠覆。既然王莽当年能成功，为什么现在不能成功？王莽最后失败了，是因为他犯了错误，不代表代汉就不对。反思王莽的失误，从中汲取教训，推陈出新，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抱残守缺，随大汉一起苟延残喘。

相应的，为新朝著史，为王莽正名，承认王莽是践行儒门理想的先行者，也是争取儒门的一个姿态。

第1917章 放狗

汉代学没有经史子集的说法，但经学比史学重要却是确认无疑的。经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等学问，史学则不足与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在后世声名显赫，在汉代则不过尔尔，王允斥之为谤书绝不是个人私愤，而是这个时代大多数读书人的共识。

中国以历史悠久著称，很早就设立史官，但历史主要是记叙君主的言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即使后来的二十四史也以王侯将相为主，梁启超称之为流水账，虽有苛责之嫌，却也一针见血。历史的目的是为帝王提供借鉴，顺便抹黑对手，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真相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歪曲真相，所以胡适才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是不是他的原意不好说，但如此流行，说明大家都认可这个观点。

孙策不是史学专业，但他对此深恶痛绝。历史的意义一是记录，二是借鉴。如果从一开始的史料就是假的，自然谈不上记录，更没什么借鉴可言。他希望读书人能面对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学问，从史料开始就尽可能的剔除那些明显是伪造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