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于世，不论智愚、贤与不肖，皆愿生于大同治世，但能实现天下大同的人唯有士。农夫黔首虽终日辛劳，面土背天，耕桑稼穑，但他们不知道，汲汲一生仅能温饱。士乃民之精英，他们知道、行道、守道，若人人皆士，大道可行，天下大同可翘足而至。”

张纮点头附和。“果能天下皆士，大同可不求而至。”

“士乃民之精英，故能顺应士人之心的举措便是符合天命，违逆抗拒士人之心的就是违逆天命。若有道之士流窜江湖，而小人佞臣满朝堂，则天下大乱，天命失也，必待革命而后能安。诸位以为然否？”

“然！”这次众人没什么犹豫，都表示赞同。不管他们是不是符合士的标准，却几乎都以士自居，对虞翻这种士人之心即天命的说法自然不会反对。倒是孙策心里有些惴惴。听虞翻这语气，怎么感觉比党人还要激进？

“由古至今，户口藩盛，士人渐众。天地之初，无有文字，百姓唯知结绳计事，口耳相传，无士，唯有圣人。伏羲创易，仓颉造书，乃有文字，先有官学，世卿子弟可学，乃有士人之始。夫子有教无类，士人渐众，至战国则游士行于天下，朝秦暮楚，兴国亡国但在一言之间。汉兴，孝武帝兴儒术，光武帝重气节，大儒列于朝，三万学生聚于太学，自儒门创建起未有今日之盛也。以此观之，则上古乃圣人之世，三代乃公卿之世，而今乃是士之世。以此观之，今胜于古，渐近于大同，言必称三代乃腐儒之见，不足与论。”

郭嘉“噗嗤”一声笑了。“以仲翔之见，现在不是末世，乃是自古未有之盛世？”

“奉孝一言中的。”虞翻顿了顿，目光炯炯。“如今士人众多，为何有道远窜，柔佞满朝，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岂是大同之世应有之相？夫易道唯变，祸福相倚，君主欲得士心，当明士道。明士道者可得士人之心，得士多之利，天下大治。不明士道者虽有士而不明其心，不得其利，反得其害。何也？不明士道，士人越多，危害越大。仕进无门，处士横议，至乃结党为乱，党锢再兴，而终至于崩溃。”

众人相对沉默，尤其是站在孙策身后的杨仪最有感触。

汉家重儒术，儒门自创立以来，没有一朝一代像汉朝这样重视儒术，不仅天下郡县有学校，仅太学就有太学生三万人。士人之众，亘古未有。可是这么多士人却没有带来大同之世，反而带来了大乱。

这是很多人都觉得无法理解的地方。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觉得是朝廷亲小人，远贤臣，重用外戚和阉党，清流斥退，浊流横行。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恐怕流于肤浅了，虞翻的见解更接近于实际，大汉的崩溃和士人的数量猛增有很大关系。想做官的读书人太多了，数万人游荡在洛阳城，就算把所有的外戚、阉党都清除掉，也没有那么多的官职来安排他们。在仕途利禄面前，能行道、守道的人越来越少，私心作祟，门生故吏因此而起，结党营私在所难免，党锢之祸几乎是势在必然。

孙策拓展士人的定义，将农工商和武人都纳入士人的范围，不仅没有对士形成挤压，反而给了他们一个迅速壮大的机会。仕途毕竟是有限的，但学问是无限的，士人不再汲汲于仕途为念，并没有因此失去仕途，却打开了另一片天地，士人的数量不再成为限制。有印书坊，有幼稚园、郡学、木学堂和讲武堂，用不了多久，士人的数量就会迅速提升。从这一点来讲，孙策的功德不亚于夫子创立儒门，有教无类。

“将军则不然，既明士道，更能养士。使文士著书史，武士战疆场，医士治百病，匠士造器物，农士勤稼穑，各展所长，各安其业；兴教育，建诸堂，使百姓子弟能受圣人之教，士人日众，天下皆士指日可待。功不亚于伏羲创易、仓颉造书、夫子立儒门，故士人之心在将军，天命亦在将军，不兴其谁？”

辛毗忍不住问道：“长史所言，甚是有理。不过我亦有不解之处，还请长史指教。”

“说。”

“将军明士道，行新政，建诸堂，的确是不世功业，有开创之功，但有开创之功并不等于就有天命。你刚才提及伏羲、仓颉和夫子，伏羲、仓颉久远，暂时不论，夫子可未曾有天下？如果朝廷西迁关中，荀彧在关中效仿将军，推行新政。曹操在益州，曹昂在兖州，皆有效仿之举，就连袁谭在冀州也有继踵之意，难道他们都得了天命不成？”

“说得好！”虞翻赞了一句。“你们一定也有这样的疑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