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皇帝稍微一解释，两个事情一比较之后，这些官员当然就选择了对他们影响最小的事情。这也就是做事的技巧了，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臣子去支持这个事情。

毕竟崇祯皇帝不是神人，精力充沛到任何事情都能亲力亲为。大明这么大的疆域，每天发生的事情无数，必须要有官员协助他去把事情处理好的。而底下办事的官员，是否用心，尽责，这些都是影响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好的关键。

崇祯皇帝深知这点，也因此，明明他自己已经想到了办法，可还是要和这些臣子去商量，让他们觉得这么做不错，这样事情才能顺利地安排下去。

具体的细节，崇祯皇帝又和他们谈论了好久，最终才有了一个框架。这个事情，先从南方各省开始做起来，做一个示范作用。

地方官府这边做这事的话，就以每年留存地方的税银为抵押，从茶叶、丝绸、生丝、陶瓷等方面下手，创办地方国企；而如果由皇家这边出面的话，那就以每年地方收取的金花银为抵押，贷款从事茶叶、丝绸、生丝、陶瓷等生意。

这么一来，地方官府要是不认真经营而亏本，还不出钱给银行，那留存地方的税银就没了，必然会影响到地方官府自己，也就由不得他们不用心。皇家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金花银是宫里的一大经济来源，一旦没了，也是损失。

当然了，就只是这么做，还不足够。这种国企，在大明朝也还只是皇后这边主导的皇家纺织厂一家而已。至少地方上，还没有类似的经验，如果各地的国企为了利润，利用他们的权力去欺压工人，恶性竞争同行，那也是不信的。

既然是国企，这国企的领导就可以有官府派官进行管理，同时受到地方都察院和厂卫的监督，以此来控制，国企成立的初衷，不会偏离方向。

这个事情，在崇祯皇帝的主导下，最终就这么定下了。

因为忠烈祠的事情，崇祯皇帝就先关注了经济上的事情。此时，一旦有了结果，他就又立刻关注起各省的防灾救灾情况。至少在他的印象中，明末小冰河时期的天灾，是要一直持续到满清康熙年间才慢慢地结束的。

果然，他只是一看，就发现有新到的奏章，有关江南那边大旱蝗灾的消息。

因为崇祯皇帝的重视，地方官府在一发现有大旱的迹象时，就立刻上报了。南京那边，主事的孙传庭和卢九德等人，立刻会商，按照崇祯皇帝定下的策略开始防灾救灾。

第一，集中民力，调遣卫所军队进行抗旱；第二，粮食管制，按口粮进行发放；第三，从其他各地立刻调集粮食之类物资支援苏州府等受灾地区。这个时候，崇祯皇帝第一次看到了，救灾物资中，就有从浙江、福建运过去的大量番薯。

番薯这个东西，在大明这边，最早就是在福建种植，并获得了大量的产出。当时的福建巡抚为之大喜，立刻全力推广，不过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却没有如愿。

而在这几年来，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亲自出面，大力推广，特别是把这番薯等经济作物的产出，作为地方官员评定政绩的指标之一，这推广的难度就大大地降低了。自然而然的，福建、浙江这些原本就早已开始种植番薯的省份，产量要比别的省份，当然是要多多了。

看到番薯都开始出现在这救援物资的清单中，崇祯皇帝终于笑了，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番薯等物资会比原本历史要更早推广，为百姓所熟知，救更多百姓的性命，帮助他们渡过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