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在他的潜意识之中，这个时代的日本或许不是中国的敌人，但是至少是中国潜在的对手。也许有一天，两个国家很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

那么在这一切爆发之前，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了解对方。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情报机构。而这个时代，日本就存在着这样的情报机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之下。日本仍然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变化。看来日本人确实有他们的过人之处。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锁国后应幕府要求，新任荷兰商馆长和荷兰商船在长崎人港时，都必须向长崎奉行递交讲述荷兰见闻的书信及有关海外形势的最新情报，其内容涵盖荷兰欧洲本土事务与荷性商船访口航程中所途经的非洲与东印度一线的所见所闻，并由长崎奉行交风说役翻译、雄理后呈报江户幕府。而相比荷兰人集中，我们在日本商人并不集中，所以目前长崎奉行依据华商特点，每当有我国商船入港的时候，他们就会派唐通事与风说役官员仆船查问，且往往预先拟定有查问要点，包括此次航程经过、船员及海客构成；近期中国国内及周边态势与海员的家乡风土等情况。最后山风说役员将询问情况汇总成册，递交长崎奉行转呈幕府，从而达到了解外界，收集情报的目的……”

听着石磊的讲述，朱明忠的神情显得很是凝重，或许对于这“风说役”他并不怎么了解，但是却由不得他不去深思，思想家的认识深度标志着一个时代认识的深度，政治家的认识则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与民族前进的方向。

日本尽管推行“闭关锁国”，甚至于他们的闭关锁国，比起满清更为严厉几分。但是风说书的传播及风说书制度的确立，在日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近代化历程中发挥了重人作用。而风说书这一主动看世界，了解外部讯息的制度性、正规性、经常性渠道，使得日本才没有在剧变的世界形势下像中国那样因锁国而妄自尊大、自我隔绝，对西方的变化茫然无知，一步步走向民族危亡的深渊。

也许正是这一制度在促使幕府深化对西方文明与世界的认识的同时，也促使其作出探刻的反省。在鸦片战争前后，面对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东进，日本可能就已通过风说书积累了相当多的西方情报与科技知识。这对于日本以自身实力为前提，有理有据应付欧美列强的滋扰与寻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经验，并对日本以开港为契机开始的近代化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而相比之下，“我大清”的广州十三行作为中外通商的窗口、交往的桥梁，本来兼有商务与外交的双重性质，却徒有其名的，他们从来没有主动了解西方、认识世界的举措，对于满清来说13行不过，只是他们眼中的肥羊。而广州13行的职责仅仅只是做生意。他们也没有想过去了解海外，当然，满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现在看来19世纪中叶后，中日两国迥异的历史命运，也许早在200多年前就己经埋下了伏笔，而这个不比正是双方对待海外情报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推行极为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日本正是通过他们特有的方式保持着对周边悄势的关注并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使日本在闭关锁国体制下仍然能够认识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吸取西学，并且对外部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仅仅只是盲目锁国闭关，而正是这种了解，才使得他们不至于盲目的妄自尊大。

“四石，这一点，我们要向日本人学习，嗯，我们也可以设立类似的机构，向西洋商人、传教士了解西洋此时的情况，还有航线沿途的情报，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毕竟，未来我们肯定是要开辟前往欧洲以至于美洲的航线，我们不仅仅需要了解荷兰、法兰西、英吉利等欧洲各地的情况，同样也需要了解航线沿途的情报，这样的情报收集不仅仅只是了解，而且有实际上的需求……”

向对手学习！

尽管在这个时代，朱明忠并不觉得日本算得上是中国的对手，但是通过“风说役”，他还是看到了这个号称是“中国宿敌”的对手身上，值得学习的地方，看到了一些值得借鉴长处，尽管这个国家看似比现在大明更为保守。但是他们实际上比现在的大明更了解西方。

甚至直到现在，对于欧洲地了解，大多是建立在朱明忠从历史上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要么就是通过一些牧师之口有了一定的了解。这种了解完全是被动的。想到早在几十年前日本人就建造西式船只并派出他们的使节，横渡太平洋前往了美洲，对那里进行了访问，朱明忠的神情越发的严肃起来。

日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外界的了解，即便是在他们闭关锁国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德川家康的闭关锁国，那么日本又会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吉雄、小西、马田、本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