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纸的关系？”

陈永华疑惑的思讨着。

不过他并不知道，为了印书，朱明忠用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才在借鉴了雁皮纸、日本纸的基础上，最终还是选择了西洋纸的工艺，“发明”了适合印书的造纸工艺。

来自后世的朱明忠非常清楚，古代国人之所不愿将书外借，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纸张——为了适应书法毛笔，中国的纸张从一开始就是往“帛书的绵软”方向上发展，既便是有硬纸，也仅恨于包装，而且成本相对较高。绵软的宣纸固然可以成就书法，但以其为印书，绵软的纸纸却不耐翻阅，所以私人藏书者才会惜书如金，不轻易让外人借阅。

而相比之下，西方的纸张却是以羊皮纸为方向，甚至这也是日本的三桠纸现在能够大量出口西方的原因——在西洋，日本的三桠纸被视为“植物性羊皮纸”。只不过那种后来用于印钞的挺括厚实且光滑的三桠纸成本相对较高，自然不适合批量印书，所以，最终在充分对比之借，在充分借鉴两者工艺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的硬纸为基础，这清河的造纸坊制成了新式的纸张。

而这种较为坚挺的纸张与后世的书本纸类似，且价格相对廉价，比传统纸张更适应印书。甚至正得益于这种纸张，朱明忠得以真正掌握学术的核心——通过印刷教材去传播实学，进而改变自宋明之后理学一家独大的现象。

当然，改变这一切的并不仅仅只是纸张，还有金属活字印刷，也就是铅活字印刷术，用这种方法，清河的印书坊可以进行快捷、大批量的生产。当然这并不是朱明忠的发明，毕竟早在两百年前，谷登堡就已经发明了这一切，他还发明了铸字盒、冲压字模、铸造活字的铅合金、木制印刷机、印刷油墨和一整套印刷工艺，而朱明忠所需要的，只是将其引入中国，并加以推广。

而推广的顺利，远超过朱明忠的想象，几乎是在兵工厂，刚成立铸字局，铅活字以及印刷机，就立即被印书坊接受，毕竟，这种铅活字，较木刻更硬，与铜刻更省。而最为重要的是——不需刻工！

尽管中国发明了印刷术以及活字印刷术，但是后者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推广，千年来一直都是以木版雕像为主，至于活字印刷对于中国出版界并不重要。因为这个时代出版的书籍主要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和史发行量最大，却都是历史流传下来、很少改动的东西，像四书五经这样的典籍更是一传几千年。出版这些书，费大力气雕刻一套印版，只要确认无错误，就可原封不动地用上几十甚至百年，而使用活字排版反倒要经常复排，对于文化不高的排字工而言，出错的概率反倒大于雕版，成本也未见经济；而子、集等杂书倒是发行量小，品种多，本来适合用活字的，但写这些的往往不是殷富官宦就是才子学士，对于他们而言，雕版印刷可以讲究刀工字体的风格特点，而活字印刷则只能用呆板的印刷体，明代胡正言发明套色雕版彩印之后，雕版对于这些人的魅力就更大了，而且他们的财力通常也能承担这样的开支。如此一来，这木版印刷反倒更为流行。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活字印刷因为是字母，其活字制造法是用钢模来冲制字模，再制活字，用于印刷，而中国的活字印刷仍然采用雕刻金属活字，成本自然高昂。

而在清河铅活字之所以能被迅速接受，正是因为书局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请刻工雕刻铜字，而只需从铸字局买活字既可。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民间流行的话本小说等，这些书本自然适合活字印刷。

而过去千年不变的经史子集出版为主流的模式，使得易于保存初样、适于重复印刷相同文字的雕版成了中国印刷界的主宰。但是现在，随着实学在江北的盛行，加之各种专业类书籍的印刷，灵活方便的活字取代昂贵笨拙的雕版就成为了必然。

看着手中印刷极为精美的书本，陈永华自然不知道，这看似简单的铅活字以及纸张当然还有图书官背后隐藏着的“大阴谋”——通过对书籍的推广去传播实学，通过实学的传播去改变儒学，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大阴谋”。他甚至不知道在清河书院之中，身为山长的朱之瑜除非了孜孜不倦向他的学生们讲述“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之外，同样也不止一次的告诉他的学生们“教育为立国之本”。

而如何发展教育，兴办学堂，印刷书籍，就是最简单的方式，而最终，这些看似并不怎么起眼的书籍以及分布在各地官办图书馆，将会从根本改变一切。

毕竟，在这个时代，书籍原本是由少数人垄断的，而当朱明忠刻意的修建图书馆，向世人开放图书馆的同时，图书馆中的成千上万卷“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的书籍，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心态。

甚至就连此时，身处“文源阁”这个看似与寻常藏书楼中的陈永华，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改变，而改变的他的不是其它，而是手中的这部《职方外纪》，这是一部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纪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过去这部由艾儒略、扬廷筠译写的书籍，仅局限于少数人家中，其影响自然非常有限，而现在通过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借阅，都可以从书中一观世界之大，从而大多数国人坐井观天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