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作为一个工科的学生，朱明忠曾看过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的原因分析的论文，在论文中，除了指出其技术上的落后，不适用于棉纺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棉纺从其开始取代麻时，就一直作为农村的副业而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手工生产制度，使得其不可能演变成为手工工场。

“……以松江布为例，弘光之前，松江布行销万里，而其所用纱、布大都来自乡间，邻县数十万户为其纺纱，再则纱商交予织户织布，再由染商染色，虽城间乡间亦有工场少则雇有织女数十人多则雇有织女数百，日夜织布，但其布匹大都来自乡间千家万户……”

作为苏州昆山人的顾炎武对于松江并不陌生，尽管在清虏治下松江已经不见昨日织布之盛，但他自然曾目睹过当年松江兴盛时的模样。

“工坊所用之纱、布大都来自乡间，而按大明律，百姓自纺布纱皆不得课税，清律亦是如此，若是意欲课税，恐只能按织机台数、按布匹数额课税，如此，势必激起民变，从万历直至先皇，苏州、松江民变徒起，大都因为织户抗税，如万历二十九年六月，苏州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如此激起‘织佣之变’。”

在顾炎武提及万历年间的苏州“织佣之变”时，朱明忠只略点下头，对此，他自然有所了解，甚至在扩大兵器厂、船厂的时候，也曾有人提醒过他，甚至建议他仿满清，将工人“圈”于坊巷，令其十人具保作结，一人犯法，十人皆罪，从而避免“佣工罢事”。

对于清代于苏州织造推行的所谓的“圈坊”——就是将织造工人困于街坊中，除年节、事假外皆不得外出，并且要十人具保作结等禁锢人身自由的方式，朱明忠当然不会采用，甚至在他看来，这正是打断的中国工坊演变成工厂的关键所在，尽管有清一代，所谓的“工坊”有织工、染工成千上万，却从未曾演变成工厂的关键正在于此，这种奴隶式的生产从源头上制约了其成为工厂的可能，甚至就连十人具保作结，也导致了普通农民无法进入作工——因为其需要保人，这一弊病甚至直到20世纪，仍然影响着中国的许多工厂用工，无保人担保不得雇佣。

正因为了解其弊病，所以朱明忠才会借鉴后世的用工模式——自由用工，当然工人大都聚居于工厂附近，在工厂附近形成了新的市集。

“宁人，还记得前几天我说过的话吗？”

顾炎武的提醒让朱明忠笑道。

“首先要先繁荣关市，如此才能多缴税，就像百姓每亩收成只有一百余斤，所卖不过一两多银子，收起一钱田赋已令百姓不堪重负，或是再加五厘，百姓焉能不反？可若是先将百姓每亩所出增加至200斤，再加五厘田斌，百姓又岂会拒绝？”

举着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例子，朱明忠继续说道。

“就像这纺纱一样，其本就是百姓之副业，除自用之外还有些许贴补家用，所得极为有限，高皇帝许之以免税，又有何错？若是百姓养只鸡，拿到市集上售卖，也要缴上几文税钱，纵是当年蒙元色目税吏亦不过如此。”

“男耕女织”这一中国传统式的生活，正是阻止中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作为副业的棉纺织业，本就是利用了家中的剩余劳动力，不存在所谓的成本，也使得棉纺机械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在植棉区，农村家家户户几乎都从事纺织生产，如此自然也就不会再有棉织市场，自然不可能出现像丝织业那样的大规模的工场。

而对那种农民自产自销的“土产”免税，更是千百年来的习惯，即便是21世纪的菜市场，农民自产“土产”同样也是免税，甚至政府还要千方百计的为其开拓销路。

“可现在问题来了，一方面是百姓与家中纺纱、织布几乎不需要成本，用的也是自家的棉花，而且售予纱商的时候，亦不需缴税，而于工场之中纺纱，却需缴以税银，虽是不多，但却也是负担，再加上工人薪酬，成本本就超出百姓自纺。若是加税，必定会激起纺工不满，激起民变自然不可避免。”

面带微笑朱明忠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