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还记得当时赵嘉仁的回答，‘我认为公田改革的问题在于，执行不好’。之后赵嘉仁全力支持奸臣贾似道，不是贾似道说啥他就干啥，而是依照公田改革的政策思路，按照赵嘉仁的手段来执行。结果公田改革便是谈不上大获成功，却也没有导致毁灭性的结果。

和那时候刚20岁的赵嘉仁相比，赵谦做官的水平可就差的远了。文天祥再爽快，也不敢说出虎父犬子的话。

“你觉得赵谦还是太软弱？”赵嘉仁领会到了文天祥话里的意思。

被挑明了话题，文天祥也不含蓄了，他应道：“惩恶扬善没有错。但是太子却要人人为善。这个却是不易。若是太纠结为善，岂不是让人有机会上下其手。历代多少乱，都是不是为恶所至。偏偏是要为善，所以各种奸臣都有机会祸乱朝纲。”

赵嘉仁很喜欢文天祥的回答。他一直非常尊重历史上的文天祥，觉得此人的气节无可挑剔，正气歌里面前半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大多数都令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根基。不过赵嘉仁也曾经觉得文天祥个人能力大概也就那样了。

真的和文天祥接触这么久，赵嘉仁觉得文天祥的能力做个太平宰相绰绰有余。因为文天祥是个敢于面对黑暗的人，便是在黑漆漆的世界里，也不会随波逐流。譬如方才的话，大宋朝廷里面敢这么说的不超过两只手的数量。能坚持自己为善的理念而这么说的，大概只有一只手的数。这里面还得包括一个秦皇后。秦玉贞出于对家庭对家族的责任，那是一定要这么说清楚才行。

想到这里，赵嘉仁笑道：“若是如此，我大概得和赵谦讲讲法术势才行。呵呵。”

文天祥一愣，他知道赵嘉仁虽然也是读理学、读儒家的书，但是这位官家本人却是个实打实的发家。或者是荀儒。当然，赵官家自己说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也给荀子封了个朴素唯物主义的头衔。

如果是韩非的法、术、势体系。善恶的标准与儒家完全不同。孔子不提善恶，所以孔子的看法流传到后世，就分为唯心主义的孟子流派，说人性本善。唯物主义的荀子流派，则是‘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

韩非干脆就提出，纯粹的善恶根本不存在。制定善恶的乃是君主，乃是制度。在《五蠹》里面，韩非就辛辣的讲讽刺过这些人。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

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都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揭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

这些文天祥都懂，吏部内部也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实争论的过程和结果，也没有能超出当年韩非所说的这些。所以文天祥自己也在两条道路上犹疑不决。他认为赵谦的仁义乃是法制下的仁义，而不是人性上的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