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使赵太尉对于大实话从来不会生气。如果一个人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至少不会成为一个愚者。一个军人能够懂得面对无法完成的工作的时候选择撤退，大概是不会成为一名愚将。部队在江西已经收复了被明教占领的城市，这已经算是完成任务。

所以赵太尉最初下令，让鄱阳湖的部队先到九江口集结，准备等待下一步的行动。依照赵嘉仁的想法，他其实是想和蒙古人在贵州与云南掰掰手腕的。蒙古毕竟控制着云南，虽然不太担心蒙古从云南出兵，但是赵嘉仁还是忍不住想动手。

当然，赵嘉仁又觉得现在也许不是动手的时候。远征云南消耗可不小，有这兵力的话还不如直接夺回襄阳呢。

飞鸽传书之后几天，正规的公文也送到了临安。赵嘉仁就看到了包括士兵投书在内的学社观点。学社这帮人依照赵太尉讲过的军民鱼水的理论，提出要在江西与民间联系剿灭明教的看法。赵嘉仁就觉得这帮人想的太多。于是赵太尉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了《大宋日报》上。

原来的时候，赵嘉仁还觉得知识扩散对大宋不是好事。因为以新中国的历史，那真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从全世界学习了太多东西。然而赵太尉在实践中发现，知识扩散未必如他所想的那样。譬如就宋国在蒙古收集的情报中看，蒙古人对于大宋的新知识根本没兴趣。别说是蒙古人，就连大宋的本国人对于全新的知识同样没啥兴趣。不得不学习知识的是学校的那些希望通过考试来获得地位的人们。至于地球是不是圆的，太阳是绕大地转，还是大地绕太阳转，这么几千年不知道的情况下，大家还不是照样过日子么。

有了这种非常现实的认知，赵太尉就毫不担心蒙古人学习的在《大宋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他甚至不担心明教教众看到。封建会道门和tg一起存在了几十年，也没见他们从tg那边学走一丝一毫去。

文章里面讲述了军民鱼水情，除了一支受到人民子弟兵政治教育的军队，同时还得有基层组织的社会结构。两者缺一不可。至于明教这种组织，它本身就基于社会基层，那些明教的首脑经常承担了一部分社会功能。哪怕是装神弄鬼，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着人民群众的某些低级趣味。

赵嘉仁写到“不要把低级趣味当成错误或者低俗，正因为低级，才容易产生。正因为趣味，才喜闻乐见。在这种时候，政府如何提供能够给大家娱乐的产品，决不能搞什么阳春白雪的事情。现在城市里面流行的广场舞，最适合当做伴奏曲的到底是高山流水，还是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人民群众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

洋洋洒洒的文章写完，赵嘉仁就给发上去了。报纸送到了刑部，下级官员们看到这篇之后对广场舞很是认同。中国人民自古就能歌善舞，阳春白雪或者下里巴人，都是歌舞形势。在赵太尉起家之时，群众性歌舞与贵族歌舞都得到很不错的发展。因为军队的需要，赵太尉就开发出来了军乐队。

炫的民族风和小苹果能够从福州泉州为起点，旋风般传播开，就是因为军乐队就为群众娱乐活动提供了很不错的基础，乐队的出现让音乐进入百姓家的速度大大提升。

现在春暖花开，低级官员们觉得广场舞可以继续了。其实就算是大冬天，广场舞也没能销声匿迹。真正影响了广场舞的不是气候，而是宵禁。

下级官员们关心着基本娱乐，刑部上级官员们就没这个心思。倒不是他们不爱跳广场舞，譬如刑部尚书司马考在福州的时候就很喜爱这种活动，他自己也跳的不错呢。让刑部上级官员感到紧张的是那帮宋奸终于送到了临安。

原本刑部有分歧，最后刑部认为先把这帮人带到临安来审理。等到审理完他们的案子，再送到地方上去给地方上交代。这帮宋奸们可是依托了蒙古人的势力作威作福呢。地方上百姓对这帮人恨之入骨。就如江西的明教起义，能够攻克南昌，并非是明教那帮人自己拥有不得了的攻城能力，而好似城内受不了宋奸压榨的富户们帮着打开了城门。

刑部尚书司马考对着面容严肃的同事们，他表情冷峻地说道：“我准备告知其他各个部门，同时提出告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我们刑部统统不接待亲友拜访。你们觉得如何？”

刑部的官员们脸色迟疑不定。他们之前就遇到不少前来说情的。最初的时候赵太尉那是喊得杀气腾腾，宋奸绝不放过，他们的家属也得株连。然而之后的局面并没有向着血腥报复发展，赵太尉现在的说法就是‘依法审判宋奸’。

当然官面上的理由是看到范文虎与范天顺的例子，所以觉得应该对有罪的处罚。那些说不出来的理由更简单，赵氏皇帝自己都投降了。若是依照叛国罪诛灭九族的话，赵嘉仁自己就在株连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