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个示例，下面我说第二个示例——比起纽约空袭来说普遍得多。”胡佛从fbi副局长，也是他的亲密搭档托尔森手中接过了第二个卷宗。

“在举例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问一个问题，对于叛国者我们该如何处理？”

“枪毙！”

“绞死他！”

议员们群情激奋，以为他要爆料某个大人物是间谍或卖国贼。

“如果只是思想上叛国，没有行动上叛国，又该如何惩处？”

会场一下子寂静下来，有人在重复刚才的口号，有人却陷入沉默。

“从法律的公正性而言，判断一个人是否叛国，要看其具体行动而非主观想法，以思想来惩处公民从本质上扩大了刑罚运用，所以美国没有思想犯，但是……”胡佛忽然来了一个转折，“从有的案例都可以得出结论，只有思想上叛国，行动上才会叛国，思想总是先于行动一步，在战争时期，我们不能承受叛国的任何后果，必须将任何威胁都扼杀在摇篮里，必须未雨绸缪。”

然后胡佛举了第一代德裔移民敬礼的例子，“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目前在某些合众国公民心目中，他们还有不一样的信念与追求，还有不一样的爱国认识，还有不能容于主流大众的意识——他们在外貌是彬彬有礼且守法的美国公民，在背地里是潜在的叛国者——当然，这个称呼有点重也有点武断，确切地说，是潜在的、危险的、极容易叛国之人。”

“如果我们占据上风，他还是一个守法的美国公民；倘若我们处于下风，倘若敌人在美利坚国土上登陆，您是否认为，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更容易与敌人合作？”

现场一片沉默。

“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管理和监控，除正确引导他们的思想外，还应该有足够的探员来‘关注’这些可疑人群……当然，这个行动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胡佛炯炯有神地看着众人，“美国目前缺乏这样一个有效的机构和足够的人手。”

“也许有人会反对，如果说这是为了保证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您是否可以接受？”

现场议论纷纷。

“第三个案例讲的是无意中的泄密或间谍行为，这种事每时每刻、每个场景都在发生，我们往往以新闻自由来允许甚至赞同这个行为，但我想说，这对我们极其有害。”

“这是昨天出版的《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详尽地披露了纽约遇袭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报道说得太详尽了，远远超过了必要程度，报道详实地说明了爆炸现场的威力，披露了主要建筑物的损毁情况，披露了人员损失和财产损失情况。”胡佛拿出一份报纸挥舞了一下，“这份新闻等于是全面评估了爆炸局面，他们办到了敌人想迫切了解而又无法了解到的空袭效果，充当了敌人的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