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在这个被称之为“菊与刀”的国家中，一些现象和事实表明这个国家的矛盾性：他们给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但是残忍的杀戮也是这个国家带给亚洲人的血的教训；他们在传统文化上谨守着日本的封闭与传承，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在亚洲却是西化最严重的国家；他们对有实力的一方顶礼崇拜，但是对弱小的一方却是毫不再乎。

所以，日本人有一种病态的矛盾：自大与自卑。对于美国这个在政治上和军事的保护国，经济上的援助者，日本人有着彻底的臣服，唯美国人马首是瞻。另一方面，对于亚洲各国，日本人有一种天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又是不确定的，他们害怕他们的亚洲邻居某一天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尤其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所以日本这个岛国，是不会将他们赖以生存的技术不加节制地输往中国。正是如此，对于输往中国的机器设备，轻易是不会流出日本的。

渡边三郎在深圳没休息两天，又被李思明给打发回日本了，这事别人还真代替不了。1974年渡边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娶了个香港女人当妻子，现在有两个儿子，一个取了个日本名字，一个却是随他妻子姓。他现在将近五十岁了，可是孩子却刚刚上学，现在他虽然有些钱，到了他这个年龄，毕竟不再年轻，早就有了为下一代打拼的想法。

……

李思明在深圳的这个家里的客厅坐了一个下午，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也不想开灯。香烟在昏暗中忽亮忽闪，蓝色的烟尘袅袅升起。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如果总是喜欢坐在阴暗的角落里，或者总是不想引起别人注意，那么这个人的性格上应该是比较深沉甚至阴暗的，这观点太绝对，但是却很有道理。李思明当然不是一个性格阴暗的人，但说深沉，也算不上。说起理想或者伟大的未来，人人都能说上三天三夜，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却是举步维艰。

现在什么都缺，人力、物力和金钱。虽说他的那部电影会带来大量的美元，但是票房分成收入总是会延时支付，海外市场更是如此。现在只能边建设边等钱到帐，好在并不棘手。人力？这只能靠公开招聘加挖墙角了。

在国营或集体企业里工作，现在还没有下岗之忧，属于旱涝保收型的，但是总会是有人不甘寂莫，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人会跳槽到外资企业工作，这些人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经理人，但是对于李思明来说，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人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另外，人事、户口、粮油关系、子女教育及退休制度，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深圳在酝酿取消票证制度，在深圳特区范围内，粮油敞开供应，取消一切票证。据说很有可能在明年变成现实，那就意味着，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生活必需品。

只有未来的工人倒是不太缺，已经开始形成打工的浪潮，深圳周边的富余劳动力也是很大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让许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而深圳的建设又让周边的一些农民成了城市人。要是再过几年，这深圳的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人人都想当老板。设备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还不能马虎，希望渡边三郎能够不负众望。

杨月下班了，骑着她那辆自行车兴冲冲地回到了家，李思明在深圳的时候，每天她都会不停地看表，一到下班的时间就往家里赶。李思明开玩笑说她是个“落后份子”，不钻研业务，只想赶着回家过小日子。杨月却振振有词，说他不知好歹，身在福中不知福。

她在屋外没看到灯亮，以为李思明还在工地，就掏出了钥匙打开门。里面呛人的烟味和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的李思明，把她吓了一跳。

“你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坐在那里干什么？装深沉啊？”杨月把灯打开。

李思明笑了笑，他早就发觉杨月回来了。杨月有一个习惯，骑车回到家时，总是习惯性地打着自行车铃声，这些天来李思明也习惯性地在她掏钥匙之前把门打开。

“一个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是他沉思的时候。我这个造型，帅不帅？”李思明比划着自己的“造型”。

“臭美！”杨月扑哧一笑，关心地问道，“你们的‘伟大事业’，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了？”

“人才难得啊，不仅是高级技术人员，还缺管理人员，不管是生产现场管理，还是行政管理。”

“要我说，是你们的摊子铺得太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现在知道错了吧？”杨月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