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一代伟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一天恰恰是他领导秋收起义49周年纪念日。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依人民的意志，迅速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同月，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隆重庆祝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金秋的十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李思明“暂居”的劳改农场里，气氛从1976年上半年开始显得有点“诡异”：有人偷偷摸摸地传阅着“秘密文件”，有人在角落里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人将报纸翻来覆去地研究着政治风向。1976年下半年的时候，政治局势逐渐变得明朗，往日夹着尾巴做人的“知识份子”们开始有了说话的底气，不再是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开始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意思，借着批判“四人帮”的胆气，发泄着对自身遭遇的不满。

尽管还有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威，但是众劳改们的待遇一天天好转起来，仿佛一夜换了新天地，有人害怕这些劳改们的报复，往日的声色俱厉换成了和蔼可亲关怀备至。要读书看报？没问题，阅览室随便进。要写反映材料？没问题，我帮你邮寄！想治病？我给你推荐最好的医院。突然改善了条件和待遇，劳改们还一时适应不了，万一要是政治风向又变了怎么办？双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和谐团结，一派大好局面。

大兴岛的五连知青们也在运动着，每天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谣言，让人心中产生不同的想法。“四人帮”倒台后，副指导员徐学青惶惶不可终日，他将自己关进办公室，研究毛选，两天不见人也没有吃饭，他想从毛选中寻找中央是否有人反革命的答案。

徐大帅和张华等人却没有放过他，张华向他发炮了，他在阅报栏上写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徐学青为什么不改名”。至于徐学青为什么叫徐学青，这全连的人知道。在以往这名字可以带来意想不当的政治资本，但在今天却是他想躲也躲不掉的罪证。当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人争先恐后的批斗他，这以往可是自己的“活”儿。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不到他也有今天，这三十年还不到吧？”猴子感叹道。

“风水轮流转，当年他对付阿明的手段，今天让他也尝尝。”曾智被人批了整整十年，这次他也尝到了批别人的滋味。

“咱们别的不管，他诬陷阿明的事情，一定要让他承认，早一天让他写认罪材料，阿明就可以早一点出来！”徐大帅说道。

于是，徐大帅、张华、曾智、猴子四人积极参与这次批判行动，写大字报，发传单，向上级递材料，四人还编话剧，跑到团部搭个台子，自编自演起来。在大兴当知青期间，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积极过，让人大跌眼镜。

徐学青被逼无奈，只好写材料为李思明翻案，反正自己已经“罪行累累”，不过他还保留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将责任全推到“四人帮”身上，说自己是囿于政治局势，受到坏人蒙蔽，自己只是执行者等等。反正在“文革”之后，大家都可以将任何冤假错案推到“四人帮”身上。

劳改农场里的众劳改们，每天也在写材料，为自己洗脱罪名，每天各种材料如雪花般被寄往全国各地。

李思明几乎每周都能收到杨月的一封信，每封信都是杨月自己自言自语，诉说在军营里的新鲜事，毫无例外地在最后写着为什么不回信这名话。李思明确实从未回过信，因为李思明觉得没啥可写的，每天无非是劳动、吃饭、政治学习和睡觉，比在大兴还要无聊。最后杨月在信中骂了他，他才回了一封信，编了几个小笑话打发了事。

杨月收到信很高兴，回信明显厚了许多，还夹着她身着军装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婷婷玉立，面带微笑。她说她父亲和他的一帮老战友都获得了解放，一定会帮李思明洗清冤屈的。

劳改农场里，喜气洋洋，每天都有人离开这里。在李思明记忆里，每当有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全农场里的人都敲着脸盆欢送，剩下的人无一例外地满脸羡慕，并下定决心反复的写材料递材料。而离开的人，无一例外的眼泪花花的，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