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啥，小日本72年9月不就和我国建交了嘛，这美帝的总统尼克松不也来过嘛。”邢满不以为然道。邢满这个名字不好，每一位乍一听这名字的人，会很自然的产生联想，他向老爸上诉了多次，均以无效告终，他老爸是孝子，说是死去的老爷子亲自取的名，也只有老爷子才能改，邢满只能作罢。

“想当年日本鬼子占我河山，杀我同胞，光南京就30万人，可谓血债累累，我想不通，为什么还要欢迎日本人，怎么能与不共戴天之敌为伍？”曾智虽是小知青，国家军政大事还是很关心，这是整个时代的特点。不同阶层关心的目的当然不同，出身好政治上进步的人，热衷政治是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找到批判的理论依据，戴帽子的人根据报纸头版社论审视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脱帽，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而逍遥派的人则关心是否有什么新的风吹草动，别站错了队。

“‘苏修’不是和我国处于敌对的位置嘛。在国际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徐大帅的国际政治视野显然更开阔一些。

“可咱们的政治立场不同，那可是帝国主义国家啊！阿明，你说说看，这中央政策是不是要变了？”在钟爱国看来立场不一致的怎么可以站在一边。

“要我看呐，刚才徐大帅说得很多，在国际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思明撕了块野鸡肉，继续说道，“当年我们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让朝鲜南北分家，赢得了与美帝的缓冲地带。当时我们是敌人，但苏联搞修正主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政治上处处于我们为敌，所以‘苏修’成了我们的敌人，而美国对现在的中国来讲具有战略意义，当前与我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与美日互相接近。”

“我们只是小知青，关心这个干个球啊，来喝酒！”张华对所谓的国家大事一点也不关心。是啊，我们只是小人物而已，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你来我往并不影响小人物的生活。

“我听说日本经济挺发达的，家家有小汽车！我攒的工资还不够一辆‘永久’呢。”姜大伟感叹到。这年头中国的老百姓还在与温饱作斗争，一般城市家庭能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就很不错了，何况有小汽车。

“报纸上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话我觉得不太正确。凭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住洋房？凭什么要我们吃苞米碴子！”张华发牢骚道。这话他也只敢在这里说，不担心有人传出去。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科技不发达，学校都搞运动，去年‘白卷英雄’张铁生和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事件，让广大知青寒心，不练书不上学怎么能提高科学水平，怎么能造出精良的机器和商品。宁卫东就是个证明。”徐大帅虽然也是典型的政治积极份子，属于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但并不妨碍他对一些政治事件的怀疑态度。

他刚才说的是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有人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在与班主任老师发生矛盾后根据家长的意思写的信，和《北京日报》按照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日记。12月28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由此，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使原有点恢复的教育秩序雪上加霜。

徐大帅的话让众人想起了宁卫东，一片沉默。

李思明站在未来的角度，当然很是赞成徐大帅的分析，在这个时代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大环境之下，反对的声音起不了一点作用，甚至招来祸害。

“大帅的话我爱听，就拿日本来说对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在日本明治时期，日本人极为羡慕外国的科技，派遗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学成就要归国时，却被拦下了，说是书籍不准带回日本，有一个留学生就切腹自杀了。”李思明看了看众人不解的表情，接着说，“自杀是为了让别人将书本塞进肚子里带回国，所以日本强大了，然后都有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清政府的战争赔款你们知道用来干什么吗？全部用来办教育！”众人一副震惊的表情。

“哎，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也能有机会上大学！”曾智一直想上大学，宁卫东自杀以后，他将课本全部扔进箱底，再也不看一眼。其实不光他，就是在这屋里的众人也不是没有想过上大学，可实际上，每年兵团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只有那么多，分到团里，然后分到营里，最后分到连里几年也轮不上一回。

“快了！什么出身问题？在我眼里一文不值，所以曾智，还有各位战友，书本一定不要丢掉，万一什么时候有机会考试上学，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李思明微笑地说道。众人看着他如此自信的表情，都有点不敢相信。曾智虽然也不相信，但他非常感谢李思明给他的鼓励。他们没想道到是，这一天终于在三年半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