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宋昭被重处，太学中被暂时打压一下的风潮，现下又恢复了往日的兴势。此遭秦桧的面前可没有第二个宋昭抢戏了，他必须抓紧这一机会。半月之间，秦桧的马脸更加瘦削了，颧骨更加高起来，似有戳破面皮之势，虽然他的这层脸皮的韧性十分的有保障。

北宋的太学生可不是后世象牙塔里的学生。他们的身份、背景、来历，那都不同凡俗，少有人是出身农家。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看看他们直接和间接的籍贯、同舍、同科、同乡、朋友、亲戚之谊，那就仿佛是一个怎么扯也扯不断的藕丝。

这般情况下他们的发言岂是完全出自公心？

就好比历史上一次次学朝运动的发起者，真就是一个个的‘热血青年’吗？真就是一个个的爱国赤子吗？可笑了不是。

只不过是学生比官员更叫百姓信任，同样的话从太学生口中道出更叫百姓们认可。这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公信力的流逝，就好比某时代，政府发布的消息还没有网上胡编滥造的‘历史发明家’们更叫人民大众以为然呢。

且太学生人数众多，经过神宗朝的扩大，叫太学生的数量从千百人一举突破到了两千四百人，如此之多的人数，错综复杂的背景，方始叫他们有了掀起舆论的资格和能力。

毕竟太学作为国家储才之地，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大上的。北宋是文章盛世么。而太学生又不是在职的官员，他们普遍涉世较浅，冲动的劲头较大，又因不是现任官吏，利害得失的考虑比较间接、比较少些而已。故也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

太学生又不是先知者。彼此掐架、内斗是常有之事。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真相没有大白以前，他们本身的议论观点是摇摆不定，随意动用，有时是为哗众取宠，有时更是错上加错。但是等到真相完全暴露（比如那向斗的两派人相互的攻讦中揭露出来），形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在个人利害的泥坑中打过滚的太学生，才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分析和比较正确的认识，从而开始有了所谓“清议”——联名上书。甚至是更进一步的“伏阙上书”。

譬如说把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从简单的归咎于高俅的无能贪鄙，转为事情的本质——朝政的腐朽，朝臣的贪鄙可恨——括田所的作为，才叫梁山泊短短时间里发展壮大至此，那最大的原因实莫过于朝廷制定实施的那般多的苛政。从而要求朝廷力惩那些改对此事负相当直接或间接责任的权奸们，而这些议论也确实反映了市井大部分人的意见，因而受到市井百姓的支持。他们的诛伐又往往很大胆，敢于指名道姓地触犯权贵们。

蔡京、郑居中、杨戬、梁师成，那一个都没少掉。

在这段时期中，太学生左一个“贼臣误国”，右一个“奸党可诛”，还时不时再加上一个皇帝荒唐，叫朝野都为之侧目。也使得刚刚考中词学兼茂科，任太学正，直接负有管教学生之职责的秦桧，感到十分不安，有的时候简直是狼狈不堪。

太学正就是辅佐博士施行教典、学规，凡是违犯学规者，以五等处罚予以处理，并将学生守纪律、治经学、考试成绩，通报博士的佐官。官职很低，但因为是学官，故甚是清贵。

身为太学正，在这波议论讨伐朝堂重臣的议沦风潮当中，他必须立在一侧不动摇，不然士林风评会把他贬低到骨子里的。

刚刚二十六岁，方才步入官场的秦桧便面临如此危局，说真的，他前途堪忧。

盖因为这“清议”也是一种力量，还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的力量。就是蔡京也不能对民间舆论视若不见，就是皇宫里的天子也必须正视这股力量。当某个人被人人喊打的时候，他还能坐稳现下的位置吗？何况秦桧还是学官，那就更重上三分了。

《万言书》这东西既是一块敲门砖，也是一个声望聚集器，就譬如王黼。现下他是恶名昭昭，可早年太学生出身的他，也曾上过几次《万言书》，颇积攒了些名声的。他的同舍生汪藻很不屑，还给他题上一个“花木瓜”的雅号，讥笑他的策略就如那花木瓜一样中看不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