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完全按照泗上的模式，因为各地情况不同，不可能同一视之；二则是泗上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经济殖民扩张，吸着四周和天下九州的血养一州，若是将天下视作一个整体，那么这种模式就不行了。

对楚开战之初确定的原则，就是走第二条道路，放弃第一条道路和第三条道路。

也就是放弃“贵族利用封地封建劳役特权，通过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农夫的压榨而转型”的这条必然会保留大量封建残余的路。

也放弃了“复古”的井田制村社变种。

也就是说，采取分地、贫富分化、自然兼并的发展政策。

一方面人少地多，真要是出了事，周边有的是土地可以移民，只要执政能力够强，再多数倍的人口也没问题。

二则是这样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只要能够在承受力和忍耐力爆发之前，完成手工业革命、在百年之内让蒸汽机转起来，那就没有问题。

故而泗上这边一方面加大了对制械所的投入，包括铸铁工艺、镗床刀具等一系列的投入，大量的识字学生送到里面研究，不惜代价搞出来烧煤冒着白色蒸汽可以实用而不是只能用于煤矿的东西。

另一方面也为了能够应对之后可能延续十余年甚至几十年的统一战争，不能够让这种兼并情况出现的太早。

同时又必须让楚国的民众感受到实利，确定生活水平的提升，这就需要投入巨量的投资。

好在墨家为了打这一仗，准备了三十年，不只是人才储备、新的文化和道义体系、新的伦理、人口、兵员，还有大量的财富。

这一次主导在楚国的变革，就是以授田分地为主，一方面彻底扫清楚国的贵族残余，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楚国落后地区的村社传统。

贵族统治的核心地区，简单。

反倒是落后地区有着村社残余的地方，颇难。

村社传统的瓦解，是个漫长的过程，鲁宋等国早就瓦解的差不多了，但是楚国的一些偏远地区还继续残留。

一方面村社是一个小社会，是村社之民眼中的世界，乡愿式的愿想，自治式的落后，生老病死等一系列问题都在村社解决。

另一方面也是发展不够，以至于私有制还没有彻底瓦解村社制度，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催生出宗法反动的空想制度，这是肯定要扫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