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两个月，便可以卖个百里之君，甚至会有一座城邑沿承郑国祭祀。

若是抵抗的更久，这个卖价就越高。

郑国不全是他的，还有一部分是驷氏的，所以若是能够抵抗的更久一些，说不定真的可以卖个高价。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投降魏韩是不可能接受的，反而很可能用他的人头邀买人心，以证大义。

这种心思，二十年前的商丘之变中不会产生。

一则是那时候尚无前鉴，旧的统治者们没有接触过新的“造反”方式，毕竟融合了各种经验的适面对的是连“苍天已死黄天当地”的宗教式起义都没接触过的贵族君臣，更遑论更后世的“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有着简单纲领的起义。

没有经验，便不知道其中的可怕。

二则，就是时势易也。

昔年墨家示弱，需要利用贵族和贵族的矛盾、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想办法壮大自己，那时候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和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壮大自己。

现如今，墨家拥有泗上，已跻身为天下诸国之强雄，五年前菏泽会盟、禽子去世之后，墨家的獠牙就已经露了出来，反贵族反君主，根本不再如当年弱小的时候借力打力。

这就使得这几年各国诸侯贵族对于墨家的警惕越来越高，但却又无可奈何，除非各国君主贵族能够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否则实在是难以奈何。

时势一变，主次矛盾也变了，君主们尤其是小国的君主们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开始恐惧于民众的力量。

恍然间，郑君又听近臣说了最后一番话，一番让他彻底坚定了卖国之心的话。

“君上，不久前宋国政变，魏楚韩相战三百年，依旧能够为了防墨而会盟。”

“如今您如果借用民众的力量，亲近于墨家，又怎么能够被魏楚韩所容？”

“就算胜了，驷氏岂肯放弃手中的权力？到时候他们便先要对付您。”

“就算胜了，民众的力量崛起，可这里距离泗上太远，却在魏韩楚包夹之中，就算是您一切都顺从墨家的意思，变革制度、制定大宪，可魏楚韩必要除之而后快，郑国夹于魏韩之间，如何抵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