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法制瓦解、礼法崩溃、三姓共政和国人干政共存失败之后，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制度来在政治上将宋国整合为一个……名义上的整体。

国家的存在，有时候需要一些法理，至少是听起来能够自圆其说名正言顺的理由。

宗法制礼法不曾崩解之前，宋国是大周三恪，殷商后裔、天子封国、周王朝的公爵。

崩解之后，三姓共政的局面，那法理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封地多，谁说的算。没有人拳头最大能打过其余所有人，那就互相妥协，三姓共政。

二十年前墨家掺和了一脚，民众发现原来我们的拳头也不小，于是君子院和庶民院共存。

现在民众的拳头愈发的大，戴琮上位的名义就是“民为神主”，平民的代言人。

这不只是宋国的情况，各国其实都如此。

宗法制名存实亡之后，各国都在找新的政治制度弥合维持一个国家。

齐国是用黄帝胜炎帝、田氏代齐五德轮回；秦国是用民皆可为爵、军国扩张人人可能得利，国君和每个有可能立下军功的人的表面利益一致；泗上则是解民之三患、平等兼爱同义止天下之战……

宋国则直接就是民为神主，不要长远，不要利天下，只要眼前的利益，一个取民之粹的民选询政院大尹。

和泗上不一样之处就在于泗上从压制了非攻立国派之后，一直在宣扬：以禹为圣、重定九州、利天下和利自己的统一这些内容。

换句话说，泗上存在的法理就是利天下和统一战争，除非非攻立国派上位，否则就必须要坚定地走下去，这也是天下人才来投的根基。

宋国则是厌战、非攻、薄税、独存、分地、免役。

在这种情况下，泗上这边就对宋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就像是皇父钺翎怒斥墨家，说泗上是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的集权，却在宋国搞整天扯淡屁事都办不成的君子院和庶民院，其心险恶。

他也算是一针见血了，只是觉悟的晚了一些。

适始终认为，宋国是个烫手的山芋，拿到手里其实并不舒服，而且里利不多。宋国独立与否，不在于宋国自己，而在于天下的局势，所以天下定、宋国定；天下乱、宋国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