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讲“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道家讲：“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本身天志这东西，是分两种的。

墨辩中的天志，是数学、光学、几何学、静止力学、辩论学、逻辑学这些东西，这算是理科的天志，是理科的“道”，永恒不变以万物为刍狗的道。

而入世的天志，则可以认为是社会科学。

墨家是入世的，所以在社会这个天志上，墨子讲评断一件事是否合于天志要看“使人富、使民安、使人增”，被适修正为“社会财富总和的增加、公平、人口增加”这三点，这是总纲，在总纲之下便可以利用思辨逻辑和理性进行推理。

以天志助人事，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永恒不变的道，来实现人的自我需求和欲望。

留下了这三表作为目的。

留下了逻辑学推理作为方法。

这就已经足够为将来的改变做准备，方法是固定的、确定的、研究真理的方法，那么“真理”也就只能是阶段性的“真理”，是可以被更改的，因为天道永恒不变，所以如果得到的结论和观测的结果不符，只有一种可能：弄错了，因为天道不变。

这就像是墨子说“力、物之所以奋形也”，是说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但是经过适做了几个实验后这句话没有变，但是解释起来的意思就变为了“力是物体改变运动或静止状态的原因，而天地间的规矩是物趋向于保持原本的状态”。

这个实验是在墨子去世之前做的，其结果对于墨家是至关重要的。

十分重要，重要到天翻地覆。

重要的不是墨子承认了力不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个结论。

重要的是墨子承认了适总结出的方法和以验为先和理性推论糅合的方法。

这个改变的重要性，意味着“方法”本身的法理性是大于“结论”的。

从那一刻开始，墨家理科天志的“方法”，高于已有的一切“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