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起码，泗上讲天帝之下人人平等，讲惟害无罪，讲法的主体是人，讲权力和义务的统一，新兴资产阶级最大的敌人是旧贵族，而旧贵族又往往可以利用小农阶层反对新兴资产阶级，泗上算是唯一一个能够护的他们周全的地方。

市民阶层对平等的热忱、新兴小资产阶级的“利天下”的狂热、如同圣徒一样揣着利天下之心的自苦以极派墨者、新兴工商业资本要求九州统一市场的要求、一群系统学习了阶段性乐土的墨家高层、刚刚分到土地日子相对二十年前和逃亡前如同天上的农夫……这就是泗上扩张的力量。

有热忱的、有信仰的、有狂热的、有求利的、有不得不服役的、有把工作当成混饭吃的……这就是此时墨家的泗上。

这一次制法大会关于“限购外地粮食”的法令争论，工商业者其实已经有能力和农夫代表抗衡，虽然仍旧不足，需要墨家宣传帮一把最终强制通过，但是投票比例刨除掉必须执行中央决议的墨者，实际上已经可以旗鼓相当。

谷贱伤农，泗上虽不至伤，但农夫的利益肯定受损：宋国等地，一些贵族驱赶封地农夫，留下一部分人口经营，大量的粮食销售到泗上这个无底洞，粮价日贱，泗上农夫的利益不受损就鬼了。

第三百零一章 大乱前夕（十）

但是谷贱利于工商，各种手工业品的成本被压到了底线，逃亡而来的人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原本小小的沛邑，如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万人口，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墨家官营作坊利润、商税、消费税，这是泗上地区税收的前三，第四才轮到土地税。

半强制推广的、利用旧时代公田制残余的村社，也使得泗上的农夫处在一种新的存在：既有力量、又有组织、又可以集体经营。

工商业的技术垄断和超额利润，使得墨家不需要在土地税上做文章，因为墨家不是后发，而是先发，技术、组织、工商业水平都在九州前列，不需要依靠农业税进行原始积累的工商业追赶。

原始积累，总得有农夫吃苦，墨家不过是把这份苦，转嫁到了九州诸侯国的农夫身上，转嫁到了南海等地区的铜器邦国身上。

泗上缺人，于是抬高原材料价格，使得大型土地种植有利可图，勾引已经经历过一次政变的宋国小贵族圈地、驱赶农夫让他们往泗上逃亡。

泗上原材料价高了、雇佣成本增加了，于是鼓励进口粮食，迫使本地的劳动力廉价，而转嫁的则是宋、越、楚等地的封地农夫生活更加困苦。

泗上需要劳动力，于是墨家那些商贾商会在南海所做的“长工”贸易，填充开发淮北苏北。

泗上需要市场，于是对齐开战，强制土改，使得农夫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使得商品可以卖出去。

泗上需要黄金，于是在南海默许四百人攻下一个邦国，打包所有的宫室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