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官山海之策，却又不是国家专营，本质上其实是国家收取地租，比如煮盐和冶炼，是可以承包给私人的，然后君侯收取地租和分红，或者算是将归属于国君的山林海滨作为股本，这样可以扩大生产，又使得管理起来更为容易。

因为齐国的经济学派背后站着的阶层，是部分开展工商业的贵族，他们需要一个站台的理论。

这一切看上去和泗上墨家的政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田和认为这种手段足以富国，但却忘了考虑形成这样的一套系统，需要多少有经济基础的官吏干部，墨家投入教育二十年才堪堪能在泗上做到，齐国肯定做不到，而且很容易出乱子。

而且这只是看上去一样，实际上内核和墨家完全不同。

这个巨大的不同，源于托管仲所作的《奢靡》一篇，对于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了消费促进生产上，但因为又和墨家的《富国》理论不一致，也必然会导致许多的问题。

内核的所有权和劳动获取财富的问题难以解决，而就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齐国经济学派的策略，也和墨家有极大的分歧。

消费、投资、出口，这是宏观经济的三辆马车。

墨家学派的经济基础是《节用》，用高积累高投入的方式，完成转型之后，扩张外部市场，利用和越国、楚国的免税条约，大量倾销。

同时内部土改，制造大量的有低级手工业品消费能力的自耕农，在不极大伤害他们利益的前提下——比如如今泗上议政正在讨论的是否对泗上之外进口的粮食征税以保护泗上农夫利益的问题，就算是损害了泗上自耕农的利益——以《节用》为高投入的理论发展国有手工业，用《天志》为道理进行技术垄断和升级，大量出口的同时扩大内部自耕农的消费市场。

对内保证自耕农的基本稳定以提供足够的兵员和内部市场，对外依靠免税出口换取货币和铜等贵金属，继续投入再发展。

而齐国经济学派则过于看重消费的反促进作用，对于调控政策也是寄希望于看不到的手进行再平衡。

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问题看得并不重要，并且官山海政策主要是利用国君对于山海的所有权，收取的本质上仍旧是地租。“国轨”获利的大部分手段，实际上不是地租就是利息，看上去很美好，但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大问题，类似于后世出了大乱子的“青苗法”，而齐国学派的内核也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这个问题也算是齐国经济学派和墨家经济学派的一大分歧。

比如在《节葬》、《节用》的这个问题上，墨家的想法是薄葬，积累资本再投资生产，使得马匹牛羊布匹粮食乃至人口在二十年内都能翻倍。利用土改手段，使得在泗上内部没有大贵族，而将再生产的产品投入到外部市场，不断侵蚀天下。

但齐国经济学派则认为“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也就是说，不但要厚葬，而且要把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