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