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鲁阳的封地之外，第一任鲁阳公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楚司马一职。

而司马的职务俸禄，并非源于鲁阳的封地，鲁阳的封地只是采邑与官职不一样。

在郢都附近的平原上，还有不少的“州”，比县低一级，而且就在都城附近，这些州也分封给在中央任职的县公们，作为俸禄收入。

南阳盆地附近的十七个封君，只是楚国诸多封君的一部分，到后期发展到封君最大的拥有“十四邑”，吴起变法人亡政息，最终封君尾大不掉——这也足够封建，以至于楚国灭国容易、复国也易，成为了秦末想要开历史倒车的主力。

可以说，楚王其实连郢都附近都没有绝对的掌控力，因为一些贵族在郢都附近还有“食州”，更何况远在颍水的鲁阳。

后来吴起变法的一个措施，就是三代手爵，或者将封君的土地向一些“边疆地区”分封，让他们向外扩展。

这本来是一招好棋，但是死的太早，那些不满的封君疯狂反扑，甚至于还出现了息县县公叛逃魏国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吴起能打，其余封君不敢在他活着的时候动手，否则这变革连撑到熊疑死都撑不到。

南阳平原和江汉平原，本是楚国的精华之地，但在封君封地犬牙交错、拥有治权和军权的情况下，楚国的对外战争能力可想而知。

一直到战国末期，楚王才从一部分弱势封君的手中，拿回了司法权，但那也只是挑软柿子捏，真正强势的封君楚王依旧不敢动。

沿途而上，楚国的生产力水平也是低得可以，牛耕之内的技术并未传播至此，和已经展开了农业变革的沛县局面完全不同。

封君有经济特权，有诸多权力，食邑的收入或是养私兵，或是用来在受封的县非自己食邑的地方放贷，不断获取收入。

私田制度在楚国还未大规模展开，但是在南阳盆地这些发展较好较早的地方，也有了部分私田。

兵制上，还是采用原本的农兵制度，平日种植，农夫需要履行种种封建义务。包括当兵、出征、修建宫室等等。

尤其是封君食邑上的农夫，他们的地位基本等同于农奴，要为封君劳作的同时，封君也对于他们有足够的掌控力，并且剥削这些农夫的劳动。

一些比较大的城邑中，手工业者发展的还好，也逐渐出现了一部分有闲阶层，这部分人算是墨家此时宣传方向的主要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