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汉的都城洛阳，为了显耀皇权，方才改基本布局为坐北朝南，但宫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唯曹操建邺城，才将宫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原本历史上，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营建新洛阳城，始将朝廷官署全都设置在宫城南面的东西两侧，并逐渐演化成了隋唐以后的“皇城”。

皇城的产生，主要目的是将主要官署聚集起来，便于日常政事的处理——不必要两个部门一在城东，一在城西，还得驾车来往才能相互沟通了——更方便统一警护。这个道理，自然对徐渝是一说就通。

但另外一个道理，就不怎么说得通了。此前的城池多采取里坊制，即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市）严格分别开来，并且居民区之间也相互隔离，入夜后关闭坊门，不使随意通行。这当然是为了方便管理，禁绝盗寇了，唐代长安城即为最规整和严格的里坊制。

裴该要求不设坊墙，且许商贾在通衢大道两侧，任意赁屋开店，这是徐渝所无法理解的。他说：“若不分里，则不易警护，易逼奸宄；不设市，亦不便管理，难以征税啊。陛下三思。”

裴该笑笑说：“不分里，为居民来往便利也，至于如何警护，防查奸宄，此警部之责，非关卿事。不设市，为便商也，至于管理和征税，此虞部之责，卿亦不必过虑。”随即召来虞部侍郎郁翎，问他说你站在商人的立场来考虑，是设市为好啊，不设市为好啊？

郁子羽回答说：“若以虞部吏而言，以设市为便；以商贾而言，以不设市为便。”

裴该说这就对了嘛——“我宁便民而不便官。民便则喜，必肯守律，而奸宄难生；官吏便，则民必怨，岂有民怨之国，而能长久者乎？”

不过裴该也考虑到，唐代长安城终究是数百年后的产物，推倒里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后，以目前人口数和城市、商业规模而言，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所以他命徐渝设计的长安城，也比唐时规模为小，面积仅仅五十平方公里左右。趁机也可以避开城北最低洼潮湿之处，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被迫再于城北兴建一座大明宫。

第二十六章 治大国如烹小鲜

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