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如此，不知昧于大势者，是小老啊，还是大将军哪？”

韦忠闻言，不禁悚然而惊，忙问：“听汝之意，欲杀我么？”

吕鹄摇摇头：“岂敢，岂敢，唯大将军远来，舟车劳顿，乃恭请于蔽宅内多留几日，洗涤风尘而已。”

韦忠这才明白，今日乃是一场“鸿门宴”！

他原本以为，胡汉近年来虽然略受挫折，于河东郡终究余威尚在，即便强如裴、薛，也不敢公然背反，只是阳奉汉朔，而实际骑墙罢了，况乎吕氏？虽说在蒲坂县内，吕氏算是第一大族，但放诸整个河东郡，则田土有限、人丁不繁，论武力更是提不起来。

——打比方来说，吕氏之力翻三倍，未必能比柳氏，翻五倍比不上裴氏，薛氏且可轻易蹉踏之。

故而怕只怕裴、薛造乱——此亦刘粲拘留裴硕、薛涛之意——吕氏哪有胆量背反皇汉哪？尤其唯青壮才敢铤而走险，越是老耄，行事越当求其稳妥，除非晋人大举入郡，否则岂敢摆正车马，与皇汉做对？裴氏当家的裴硕便是如此，况乎岁数比裴硕还大的吕鹄呢？

而且这回吕鹄表示愿意相见一面，还是向来恭顺的柳氏从中说和，则若吕氏有所不轨，柳氏自也脱不了干系。韦忠因此才敢轻身前来，本以为吕鹄尚在附汉与中立之间摇摆，则靠着自己一身凛然正气、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将其导向正途；谁料吕鹄竟是想诓自己入坞，施以毒手！

诚如吕鹄所言，倘若杀害了自己，或者仅仅只是把自己幽禁于此，河东之事缺乏足够名位的大臣坐镇，人心必然紊乱，军政诸事都难入正轨，舟船、粮秣不能及时运抵河西，则皇太子殿下如同手脚被缚，在战事上必受重挫。一旦败战而归，则晋势更炽，皇汉内部的矛盾都会因此激发，平阳这座大厦势必摇摇欲坠了！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我若辜负了皇太子殿下的重托，有害国事，真正百死莫赎！

要说韦忠确实可以算是一名忠臣，什么华夷之义他固然是不明白的——实话说此际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当世士人，也没几个真能懂得——唯知受人之禄，必忠人之事，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想当初平阳郡守陈楚强迫他出仕为功曹，虽非情愿，陈楚遇险之时，韦子节仍肯舍命相救；况乎刘渊待其甚厚，他一寒门士子，仅仅数年间便晋升为胡汉重臣，则彼既以国士待我，我又岂可不以满腔忠悃还报之啊？

实话说，刘渊其人实有英雄之姿，有天下之志，故而石勒拟之为汉高祖，雅不愿背其子孙——其后刘曜本非刘渊正支，靳准之乱后，又不立刘渊余孤，而自称皇帝，甚至于连国号都给改了，石勒因此而叛。韦忠论野心远不如石勒，又久在平阳，立朝参政，刘聪待其也不能说不厚——镇西大将军的名号，就是刘聪所封的——他又怎可能不竭尽忠悃，以报刘氏两代之恩呢？

后世所谓“愚忠”便是如此，不思百姓罹难，不顾国家前途，仅仅因为个人所受小恩小惠，就肯竭诚以事昏君乃至暴君——这其实跟江湖义气没有太大区别。况乎华夷之辨、民族矛盾，那根本就不存在于韦子节知识体系之内啊。

故而后人看韦忠之所为，前后矛盾，或许颇为可笑，他自己可是浑然不觉，自诩甚至于自矜立身甚正的，能力如何另说，仅论此一腔忠魂碧血，敢与历代纯臣并肩而无愧。时论却也如此，唐初所撰《晋书》，即便以晋为正朔，胡君都入《载记》，也仍然把韦忠列名于《忠义列传》——此传中尚有麴允呢，谋国无才、御敌无胆，仅仅一死以报君王，就算忠了，真哪儿说理去……

再说韦忠见吕氏图穷匕现，欲图扣留自己，不禁又惊又恐。他自不能束手就擒——自家生死安危事小，倘若影响了前线战事，误国之罪却大——当即双眼一轮，“当”的一声，就把腰佩的长剑给拔出来了。

韦子节之才，允文允武，但主要还是侧重于文事，他“镇西大将军”的名号是虚的，“平羌校尉”的职务才实，主要以恩义羁縻诸羌，设非必要，轮不到他亲履战阵——虽说原本历史上，他最后就是往平乱羌，战败而死的——再加上此来赴宴、游说，故而没带战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