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嶷正色道：“文约，正所谓‘慈不掌兵’，又岂可妇人之仁？南阳王譬如创疣，若不早割，陇道不通，朝廷悬危；且异日粮秣充足后，大军往征，难道百姓便不遭兵燹之灾么？早定秦州，是爱民，非害民也。”

你担心诏命一下，秦州大乱，老百姓会遭殃，可是难道任由司马保在上邽压榨、豪夺，老百姓就好过吗？你将来肯定是要兵向秦州的，难道司马保会束手就擒，不跟你见一仗吗？到时候老百姓不同样会受到波及？为怕百姓罹难，难道你就肯放过司马保不成么？

裴该轻叹一声：“叔父教训得是，我确实还有些妇人之仁……”沉吟少顷，便说：“且唤姚弋仲来，再询之以秦州之事，然后定夺吧。”

……

游遐所推荐的军须，当日便跟随入长安谒见，裴该赐他广威将军之号，使其集结兵马，游弋于安定、扶风西境，防备略阳方向。然后隔不多久，姚弋仲果然安排好了族中之事，带着三百名羌卒，也来长安觐见，并且表态，愿意跟随裴大将军，杀胡立业。裴该便赐姚弋仲威远将军职，又补了四百晋卒给他，暂且听命于文朗，在自家部曲中的职务等同于部督。

不过裴该政务繁忙，姚弋仲来了半个多月，还没有机会长时间恳谈过。如今一听召唤，正在城外练兵的姚弋仲急忙整顿衣冠，又用湿手巾抹了一把脸，然后匆匆入城来见。

这位姚弋仲本年三十七了，正当壮年，生得高大雄壮，面相却很平和，须发稀疏，并无威势。

略阳苻氏与南安姚氏，全是从这一代人开始崛起的，而苻洪和姚弋仲的经历也非常相似——都是先从刘曜，复投石勒，暮年时转而归晋。唯一的区别，苻洪是在后赵政权尚存的时候，因为被削夺兵权，一怒之下转投东晋，并且还擅自称王；姚弋仲则是因为后赵灭亡，才在病重时对诸子说：

“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

裴该前世读史的时候，就对比过相关二人的记载，得出几个结论：一，即便氐、羌，亦认为正统在晋，石赵和胡汉一样，都不过窃夺了北方的权柄而已；二，石勒、石虎在时，苻、姚都竭尽忠诚，可见石勒不必提了，即便石虎，为人虽然暴虐，在政治上也属一时之杰，故能使外族效力；三，姚弋仲的野心比苻洪要小一些，忠诚心是苻洪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故此他本有招揽这些外族英豪之意，然而游遐搞死了苻洪……搞死就搞死吧，能得姚弋仲亦足矣。况且外族虽然可用，却不可多用，驾驭两人可比驾驭一人，不仅仅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倘若身旁各族英豪环绕，说不定反会落得苻坚一般的下场……

且说姚弋仲入见，裴该赐坐，然后寒暄几句，问他在长安军中呆得还习惯吗？姚弋仲毕恭毕敬地回禀说：“臣虽羌人，在南安赤亭时，族人亦多以耕织为生，几与晋人无异，且长安距南安又不甚远，水土可服，饮食起居，并无不适——有劳主公下问……”

裴该最早喊起来“主公”的称谓，因为并不符和中原士大夫的审美观，故此并未流行开来，即便旧徐州军中，也只有一些亲信部曲和身份较低的士人偶尔使用——至于甄随等武夫，则习惯称呼“都督”、“大都督”。然而外族里不少人却很喜欢这个称谓，觉得可明主从之分，而且显得亲近，姚弋仲虽然来投未久，也已经染上了这一习气。

就听姚弋仲又说：“唯军中法度甚严，与臣在族中时不同。但唯明法，始可强军，臣近日向文督学习军律，获益匪浅，自当凛遵，并以之勒束部众，以为主公效力。”

裴该笑笑：“周羌本是一家，卿等但从王化，与晋人无异，自不必外于同僚。我亦与卿有厚望焉。”然后话锋一转，就问到了秦州之事。

姚弋仲详细介绍了州内情况，说：“南阳王不过掌控了以上邽为中心的十数座城邑而已，金城、陇西、阴平、武都等郡，皆不能驭。即我等氐、羌各家，也不过敷衍，稍稍供输牛马而已。是以此前南阳王断绝陇道，非止欲要挟朝廷，亦据此将凉州所输贡赋自留——若非如此，恐已无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