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彼等入于中国，但知抢掠，践踏田亩，唯愿中原沃土化为草原大漠，中国之人为其婢仆，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故此‘晋胡不两立’，非止匈奴、羯，即氐、羌、鲜卑亦如是。彼在域外，且肯臣服，不行劫掠，乃可不论；若入中国，而不从中国之政者，杀无赦！

“人与犬马相异，为其有灵性也；中国与胡相异，为用中国之政也。人固比犬马为高，中国也比胡为高，从胡者皆等同于不愿为人，而甘为犬马。若止求免死还则罢了，若欲于犬马群中，为其魁首，可以供奉祭祀，专以首级入宗庙为荣，岂不可笑？！”

众皆颔首，只有甄随这蛮子又来唱反调：“都督云晋人为人，胡人为犬马，那我南蛮又如何，也是犬马么？既为犬马，便可任由人来杀了么？”

裴该瞪他一眼，呵斥道：“若甘为犬马，自然杀伐由人！犬马不可为人，胡则可为中国，难道蛮便不可为中国么？汝今在我麾下，我何尝以犬马待汝？！”

甄随嗫嚅道：“那是我说中国之言，从中国之俗，还写……识得几个字而已……”随即一挑眉毛：“按都督之意，如今我也是中国人了么？”

裴该点头：“将来我等兵进中原，若逢胡骑，攻之可也，不肯降顺的，杀之可也。若彼倒戈来降，愿归中国，则须散其部众，使为编户齐民，加以更化，乃可为中国人。”民族融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一则必须野蛮归从于文明，游牧归从于农耕——即便不论谁比谁高，终究我屁股也是坐在农耕民族这一边儿的嘛！二则不打破旧有的、原始的氏族形态，游牧民进入中原后不能安心农耕，不能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那就不能算真正的臣服、汉化，迟早还会闹出大乱子来。

当初曹操迁五部匈奴入于中原，就是手还不够狠，没把游牧民的组织形态打破——或者也是时间还不够久，没来得及打破——否则的话，刘渊再有本事，他登高一呼，追从的全都是中国人，或者中国化的胡人，就肯定不会建立一个中国为表而匈奴为里的松散的胡汉政权啦。真要是刘渊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中国政权来，那以汉代晋又有何不可啊？

当然啦，也得他那些后代别一个比一个狂暴且不要脸才行……

正是因为游牧组织还没有打破，已经汉化的外族才会一顺脚便滑回老路上去，不仅仅刘渊，石勒也是如此，继承人里就没啥好东西——可惜啊，当初没能弄死石虎，纪瞻真是个彻底的废物！

裴该既擅长讲大道理，又能够把这些大道理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灌输给军将们——换一个纯粹当时代的士人，真未必能够办得到——所以徐州军上上下下，就全都被他给洗了脑了。要知道中国老百姓还是普遍畏惧和尊敬权威的，裴该既是长官，又出自世家高门，大多不学的兵将们天然就认为都督所言必是真理。不象卞壸等士人，来旁听过几次后，只是笑笑罢了——估计他即便认为裴该所言有点儿道理，也不会轻易改变固有的世界观。

套用后世的话，如今徐州军将，大多数已经不仅仅是裴该的部下了，而是他的“铁粉”，他们愿为都督而战，愿为都督而死，甚至深信都督不但能够率领他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驱逐胡虏，平定天下，还能够造一个比从前好一百倍的官府出来。当然啦，在没有扩音器的年代，裴该是不可能召开万人大会，做主题宣讲的，他主要给各营正副督、司马等人洗脑，再勒令他们传达下去；同时三不五时巡视各营、各队的时候，甚至于到军屯、民屯地，在田间地头召集军吏、耆老，再加强一遍灌输。

自然了，军将间中“裴该之毒”的深浅程度也有所不同，好比甄随，估计就只是轻微患者，而陆和则是重度患者，塞了满脑袋的都督教诲，就差编本红宝书出来高举着了。他今日面对敌将所言，就几乎全都是裴该的原话，早就背得熟极而流啦。

对面的刘光同样脑有病，不过他是个“中国病”患者，裴该说“恨不生于中国”的，也有他一份儿。其实再往上，刘丹也是如此，最早跟随刘渊起兵的匈奴贵族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希望有机会改头换面哪怕换血也要变成中国人的，要到后来打得晋军抱头鼠蹿，占据偌大地盘，才会觉得：中国也不过如此而已嘛……做不做中国人没啥两样。他们不让我做中国人，我把中国打下来不就完了么？

所以刘光才会说：“我等既入中国，便是中国人了，汝何得自负独为中国人？”想他刘光，别看生得粗豪，其实幼读诗书，也是个文化人嘞，若在太平盛世，有机会举孝廉出仕啊——当然身为外族，又不是本部贵族，做到郡县小吏顶天了——可是胡汉国建立后，成为刘丹部曲，将来上升通道更为敞亮，那做不做中国人，或者别人当不当你是中国人，又有啥区别了？

只是因此而得闻敌将的“高论”，刘光还是不禁衷心钦佩，所以下手略轻了一些，只想把陆和击落马下，好绑去向刘丹表功，同时请求刘丹宽赦、任用此将。结果一刀下去，竟然没能划开陆和的胸甲，手感非常坚硬，不禁心惊——竟然披着铁铠，果然正如大人所言，这必是徐州军中精锐之精锐！

陆和被一刀划过胸甲，也不禁出了半身的冷汗，心道好险——若非都督所赐这领鱼鳞铁铠，我今日性命休矣！二马相错而过，早有亲兵又递过一支长矛来，陆和端矛在手，却不禁有些犹豫：敌将太骁勇啦，我不是他的对手，可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