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帕拉瓦国崇拜湿婆神还是毗湿奴，皇唐天朝根本不关心。哪怕是“广交会”把帕拉瓦王朝给灭了，国朝内部真正关心的，还是有多少收益。

帝国的高层精英，现在有一个账，中国内部的疯狂冲刺，需要外部的疯狂掠夺来补充。

光靠挖地三尺来剥削普通的底层，杯水车薪啊。

在野的有识之士相较在朝官僚有一个劣势，就是在把握经济脉络上，要慢很多布。很多估计，都是模棱两可的猜测，需要靠顶级在野人才的推演才能抓住那么一丢丢蛛丝马迹。

而七部大佬要干得是什么？汇总数据，然后经过两个批次的调研，什么都有了。

部堂级的高官，未必就是顶级的数学天才，也不需要对万事万物进行推演联系。他只要从数据和调查报告中，获取最直接的反馈，然后布政施政。

最近几年海外、域外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中国内部的实物税重头，也从清一色的粮赋变成了经济作物税赋逐渐拉高。

比如棉赋、糖税、青料税等等等等，甚至因为票据逐渐发达的缘故，市场中的中介，也就是“市侩”，从一开始的小日子悠哉悠哉，也要考虑缴纳一定比例的交易税。

甚至钦定征税司衙门提拔了一批汉阳出身的数学强人之后，同一个物料加工出来的商品，税额也是不同的。

“增值”这个概念，汉朝就有了。实际上哪怕发展到了贞观二十六年的地步，整个唐朝的税务系统相较汉朝，广域来看依旧是落后的。

因为汉朝最巅峰的时刻，税务系统的最低一级吏员，是下放到“亭”这个单位。至于说户籍管理系统，贞观二十六年的唐朝，也就只有武汉能够和汉朝比，同样属于相对发达的苏杭、淮扬、关洛，依然远不如汉朝。

但是，贞观朝因为超强的经济总量，以及和汉朝同样的“独孤求败”霸主地位，李董头上戴一顶“功盖秦皇汉武”，假假的还是够了。

国内繁荣的社会经济，指望延续传统的农耕来支撑，那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是投资这一项，唐朝为了获得足够的贵金属来稳定货币市场，就开辟了至少五个大规模的海外领地。

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高产的地区，还派遣了皇太子来镇压，足以看到帝国高层为了保持经济繁荣增加个人财富的愿望，是何等的强烈。

所以当冯智彧在长孙皇后面前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了一切情报之后，长孙皇后瞬间就在盘算其中的收益。

这跟女圣陛下个人的道德节操无关，纯粹是政治生物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