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管工商贸发达的地区，还是说小农散居的乡野山村，人贩子们根本不愁买家。

大户巨商养十个八个童男童女，还能装点门面，再到童男童女长大，养成家奴的不在少数。而穷地方的小农，为了吃一碗“根饭”，买不起适龄妇女就买童女养着。整个江淮的贫穷地区，童养媳成风，屡禁不止。

童养媳绝非字面意义上的媳妇或者儿媳妇，她的身份，首先是家仆甚至是家奴，其次是媳妇候补。

为什么是候补呢？因为当本家男丁有能力娶妻的时候，童养媳立刻转职为正式的家仆。唯有当本家男丁穷困潦倒没有出息，童养媳才会转正，正式成为“妻子”。

相较于明目张胆蓄奴谋利的大胆狂徒，童养媳算是受害者中比较好的，至少不必断手断脚或者其它器官残缺，也不必整个人被训练成狗一般听话的奴工。

国朝为数不多在整治“人贩子”上有成效的，也只有长安和武汉，连京城洛阳都差点意思。

之所以如此，原因多种多样，但弄到最后，总归就是一个钱字。

长安和武汉不缺钱，自然有办法建立行之有效的举报机制。而京城洛阳不同，环京城“无人区”是事实存在的，乃至洛阳好汉有当街杀人的，直接流窜到洛阳周边落草，一年半载都别想找到。

京城本该是首善之地，但正因为洛阳是京城，这就导致此地居行大不易，普通人家被盘剥起来，也是无形之中数量惊人。

洛阳令手中能调动的公款，可能还不如南市一个柜台来得多。

这就使得即便洛阳令有什么想法，也只能干瞪眼。再好的制度，没钱去维持，就没办法执行。又因为是国朝帝都，不管谁去做洛阳令，首先就是维持好和勋贵的关系，至于百姓疾苦，再疾苦也只能往后靠。

武汉和长安，多少有点轻装上阵的意思，尤其是武汉，官方是坚决执行两头惩罚的。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重则流放，轻则工役三年，至于罚金……上不封顶。

武汉之所以能够执行，出了江汉观察使府资金雄厚之外，跟武汉的基层也有很大关系。压制了小农的生存空间之后，就不存在乡镇级的“乡贤”来带头对抗国法。不存在最基本的抱团，官方想怎么镇压就怎么镇压。

本身武汉主要奴工都来自“官方贸易”和战争收益，又进一步压制了很大一部分的“人贩子”销售市场，这就让“人贩子”集团，很难通过收益来诱惑武汉官吏。

多重原因的作用，才让武汉有这样的成效。

但别处州县想要照猫画虎，那就很难。资金、制度、施政者决心、市场……想要建设起来，相当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