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什么新罗婢、倭奴、海角奴、契丹奴……大行其道，尽管都作了包装，可讲到底，还是“违法”。

哪儿那么多“战俘”？

于是这时候光靠涂脂抹粉，那是绝对不行了。到时候你出去一船丝绸，回来一船倭奴，怎么解释呢？老子卖丝绸的时候正好奉旨打了一场局部战斗，然后俘获敌军xx人？

很有道理嘛。

于是就照这个道理做下去，既然是违法了，老子就给他做成合法的，不就行了？

再说了，又不是武汉开的头，有问题找李董去啊，有能耐找马经理去啊。

孙师兄的意思很简单，非华润系的武汉船只，都可以照着这个路数去做。皇帝老子既然敢发“两证”，武汉响应中央政策，搞个扩大化怎么了？我地方法律法规的建设也是要摸着中央……摸着石头过河嘛。

“一句话，‘化外蛮夷’不算人，此事便算妥帖。”孙伏伽针对“蓄奴”这个词，小小地进行了诡辩。但按照大唐的精神文明建设，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的认可，他们身心上都有别于那些“久慕天华”的番邦之人。

当代的长安少年，在学堂里混了几年之后，其身份认同的方式很简单很粗暴，尤其是面对胡人：我是唐人我牛逼。

这种潮流一旦兴起，就能把控。因为老张这一代的“长安少年”，最次也是寒门，而且哪怕是寒门，也是老张这种江阴土豪朝中有人的“寒门”。

但现在的长安少年其群体扩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明确有“中国”“唐人”“汉家”概念的，已经从贵族、世族，进入到了农工商群体之中。

哪怕这个“农”是大农场主，或者最少也是三百亩良田当过兵受过赏的老卒；这个“工”可能是钓鱼台工坊、大河工坊、西秦社作业坊甚至旧时军器监中的工头；这个“商”可能是大中小贵族的白手套，或者白手起家借鸡生蛋的豪强。

天下不只是有“长安少年”，还有“洛阳少年”“杭州少年”“广州少年”，在贞观二十年的当下，他们逐渐都有了“我是谁”“我是什么人”的明确概念。

这并非只是简单粗暴的自豪感，什么我中国富有天天下如何如何，并非简单只有这些。而是从这个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利益，因为我是唐人，因为中国富有天下，所以我作为中国之人，当然可以从中国外拿点好处……

而孙师兄这个法律工作者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行径“合法化”。

武汉的民间散船到了海外，船上没人另当别论，这要是有人有刀船舱还空了，这拿点东西，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