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说要总督府置省内“钱库司”，那省内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员从长安、洛阳、武汉或借或调，横竖不超过一个月，就搭起了架子。环彭蠡湖的“调研”忙归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龄要说做，就没人说这不行那不行来推诿。

谁推诿就查谁，房乔做“黜置大使”的时候，这帮地方土鳖连开元通宝都还没见过呢。

省内总督府新旧空缺放在那里，房乔的底气也是相当足的。“钱库司”作为江西省财政厅，对整个江西是“一揽子”统筹，当然了，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汉。

钱怎么来？

房玄龄也不含糊，作为尚书左仆射，连“跑部钱进”都不会，他还混个屁？再说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龄这张脸往弘文阁一放，难道就不值个百几十万贯？

弘文阁“闻弦知雅意”，也没有废话，上禀辽东，皇帝行在就传来消息：江西草创，税赋自当酌情减免。

收到皇帝传回来的消息，弘文阁一干老秘书就琢磨了：这他妈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边不都是废物，几经揣测，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许房相可以多截留点江西的税赋？

贞观朝的税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分水岭就是“伊予铜山”正式出口铜锭进入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京洛、淮扬、苏杭的“钱荒”。于是这些地区缴纳税赋，也逐渐从实物税变成了折算银钱。

当然对李董来说，苏杭这地界并没有执行严厉，因为暂时不属于他的基本盘。中原地区，李董是非常强硬地推动“货币化”。银钱在手多方便啊，粮食仅仅是为了维持常平仓，诸道往往在籴粜之间，贴个两三文钱一斗总是要的。

若非要“维稳”，鬼才愿意贴钱进去。

就为这个，还要坚决打击“豪强”，防止“发国难财”的大户们煽动民变，可以说是相当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房玄龄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旧例”，这个旧例，往往都是隋朝时期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个名字。

连户籍统计，整个武德朝都没有做过，关中都没有统计，更不要说全国。当然这跟当时天下新定，山东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执行力上不得不说，颇有划水胡混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