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一年时间当中，除了中枢改制之外，朝廷对于地方上的监控也并没有松懈。

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一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的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的江东六郡。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约州刺史的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一点，朝廷主要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首先便是针对州这一级行政单位的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类似旧年沈氏为了获取一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了一个经验。

这一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了保证地方上的稳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一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第二个途径，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评，三年一考，依照政绩优劣分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执掌部司寺监，或流入别州继续外任，或降品黜用。给外州任事者规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确保不会久任一地而专擅地方。

第三个途径，则是事权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构架大体分为州郡县三级，大梁新朝则直接取缔了郡一级行政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郡望旧族的一种打压。

所谓名教，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名为教。所谓的名，狭义上就可解为名词。三纲五常，你无需了解内在机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为守礼恭谨之顺民。

名词更可引申为概念，无需了解更多历史细节与世道进化机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概念，而科举则就是一个进步的、开明的概念，后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种进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世族豪门乡声誉望何以名为“郡望”而非县望或州望，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大梁新朝创设伊始，郡作为一个行政实体被直接废除取缔，这在无形中就化解了相当一部分郡望给世家旧族带来的实际惠利。

州权下放，郡治废除，相应的县这一级行政单位的存在感便得于大大加强，而县令也成为大梁统治之下位卑而权重的代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中枢诏令下达两千余条，其中确定将会推行实施的政令范畴则达到一千条以上，而在这个范围之内，单单直接诏达县令一级的，便有七百条之多。

在这个事权下放的过程中，皇帝陛下更是亲自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表示出对于县令这一级主政一方官员的重视。像是大业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连续数次亲临中书省，主持各地县令选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学府创设经年，培养出大批时流少贤，但这些人或限于年龄、阅历等等，还没有达到大事推之的层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则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