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随后的封锢令便是由李充颁布且施行，并且一俟公布出来，便表现出一种酷烈执法的姿态。其人调遣长安驻军近万，亲自下场带领军队驱逐长安周边山野泽塘附近的游食并乡户，短短旬日之内，违禁受监者便达于数千之众。

而整个京兆局面，也因此变得风声鹤唳、几至道路以目。要知道关中久乱经年，垦桑之数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够谋生物资，樵采渔猎是非常重要的谋生手段。特别一些乡户坞壁为了能够达到坚守目的，往往也要选择依山傍水所在。

封锢令的颁行，可以说直接将关中民众赖以生存的资源砍掉一大块。所以这些关中民众如何反应，便也可想而知。

为了配合封锢令的执行，驻于关中的王师也将戒备等级提到最高，郭诵亲自作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骑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异常集聚的民变趋势，俱都第一时间予以镇压。

这也多多得益于王师西征过程中的强势，许多京兆乡豪坞壁被摧毁，部曲多离散，即便是再作乡势串联，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师迅敏的动员力度和反应速度。

眼见通过民变的手段不能阻止行台这项政令的实施，许多乡士便结伴前来长安请愿，痛陈关中乡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锢，生民必将贫困潦倒至死。

而这些请愿也谈不上是什么私谋，因为的确是道出了关中一部分实情。关中乡情久来如此，一时间强令如此大规模的改变，骚乱是无可避免的。

可是就算对于这些请愿的人，李充同样也不客气，规模但凡超过百人，不问请愿内容为何，直接擒拿监押。

这些乡士们各有民望在身，一旦他们不能集结聚拢成势，单纯靠乡民们自发的组织，即便有些骚乱，但也不足糜烂成为大的动荡。

而且酷烈执法之外，李充也在推动编户的制度实施。关中制度已成废墟，郡县境域都模糊不清，因此在惯常的思路之中，想要尽快恢复秩序，则就必须要仰仗地方乡户的配合。

这也是为何胡虏久虐关中，关中仍有大量豪右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存在就是胡虏统治手段的一种辅助和补充。通过对他们施加羁縻与剥削，效率要远胜于针对生民个体的掠夺。

但是行台对于关中形势讨论已经良久，早已经磨合整理出了一整套的方案。乡里宗族这样的基本行政和人伦单位，既然短期内不能整合起来，那么就区别于此创立一套新的制度，而这一套制度核心名为“乡社”。

将乡民编户，集结成社，百丁为一社，三社为一乡。一丁便是一个独立的纳税和服役单位，就是一户人家。换言之，一社为百户，一乡则为三百户。

搭配乡社制度的还有囤储制度，五尺为一垛，五十丈为一仓，百五十丈为一库。一垛对应一丁，生民劳作产出存储于垛，垛半归仓，仓半归库。

这既是乡民生产组织，也是赋税收缴制度，粗暴且直接，尤其无论仓垛都是可以眼见的具体容量单位，能够最快速的将概念建立起来。

这些制度的颁行，首先要建立在对人身的绝对控制上。在此之前，西征军队也早已经将基础铺垫起来，那就是长安周边多达几十万的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