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崩溃到这一步，看似意料之外，但细审之下，其实又何尝不是在情理之内。东晋这个小朝廷虽然苟立于江表，但却是胎病难除，名之为中兴，其实不过只是一个强求苟安的变种嫁接。

中兴建制之后，非但继承自中朝的种种积弊没有消除，又增加了严重的边患压力与南北地域冲突，而这几个问题，无论哪一个一旦爆发出来，都足以将一个盛世王朝进行腰斩。

时局中不可谓没有聪明人，面对种种积弊问题也不是没有应对策略。比如琅琊王氏的王敦和王导，便分别代表了对皇权的钳制与维护，同时也在有意识的对吴人势力进行压制和引用。至于庾亮则就是依法治国的代表，尤其对宗王势力的打压简直可以称为冷酷。

及至中期，其实无论桓温还是清谈领袖的殷浩，虽然功绩差异悬殊，都可以称为向外开拓的代表人物。但当桓温畸大之后，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维稳派又登上前台来，为政权争取一个存续空间。

而由陈郡谢氏所主持的北伐，其实应该说是淝水之战的余波红利，不可以算作正式的开拓进取。就像沈哲子的中原大捷，看似战果辉煌，但若论及真正意义，其实还是比不上早年的淮上击败石虎南征大军，淮水之胜才算是真正奠定了他日后所有行为的逻辑起点。

其实在谢安隐退之后，整个东晋政权这个制度逻辑已经推演不下去了。闭门苟安自守只会自取灭亡，向外开拓又会造成强枝弱干，权臣凌主，动是一个死，不动也是一个死。

所以整个东晋晚期，方伯围攻中枢，宗王弄权，南北次等世族为主体的天师道作乱，包括桓玄的专擅篡夺以及刘裕的北府系军头死灰复燃，又何尝不是这一系统瓦解崩溃的一个大势所趋。

沈哲子的到来，以及这十年所作所为，其实是大大加快了这一系统逻辑的推演速度。东晋这百年国运，表面上看来诚然是门阀次第执政的局面，但其实更内一层又何尝不是军头与次等世族不断向最高权位发起挑战的过程。

事到如今，江北王师几乎尽为沈哲子所掌，而他的南人出身与先帝婿子这一身份，又足以获得南北那些次等士族与寒门的拥戴。边患压力已经在沈哲子手中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而南北的地域矛盾，也在沈哲子身上得到了缓和与交融的契机。

按照事物的正常发展逻辑，沈哲子下一步若还要有所举动，必然要触及晋祚这一统序最根本的积弊，也就是那些历任台辅因为出身所限而不敢触及的禁区所在。

所以，江东各方对沈哲子心存警惕忌惮那是必然的，如果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意识与计划，反而要说一句愚不可及。但江东各方没有意识到的是，许多问题看似已经解决，但那不是一种常态的解决，而沈哲子本身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所在。

沈哲子深知，东晋这一套统序看似创立不过三十多年，但实际上却是两汉以来豪强不断做大最终演化出来的一个畸形成熟体，所谓的门阀，乃是兼具学阀、财阀、军阀以及大地主等诸多元素于一身的一个怪物。

正因为种种特质兼具一身，所以门阀才体现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南北分裂几百年的大乱世，可谓风起云涌，帝王换代如走马观花，但当一切尘埃落定，盛世来临时，这些门阀或许已经不如最初那样顽强，但是他们仍然顽固的存在了下来。

所谓的门阀，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存在，不如说是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一种自然生成的资源集合方式，整个社会才是真正的病灶所在，所谓的四大门阀、所谓的五姓七望，不过仅仅只是由此滋生出的癌变细胞而已，就算是消灭了他们，也会有新的个体取而代之。

其实近来请求过江的声音，又何止郗昙一人，江东各个方面也都在派人求请，都督府内部这种声音则更加强烈。随着江东局面日渐失控，台辅们在这过程中各种表现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拙劣，而沈哲子也越来越有那种众望所归的气势，所谓南北士庶俱仰望梁公掌势。

但越到了这种时刻，沈哲子越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需要弄清楚那些求请之人要通过他达成怎样的意图，有选择的接纳，而不是被这些所谓乡愿人情所捆绑。王莽未篡时也是在世圣人，董卓初入洛阳也俨然是汉祚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