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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大体上分两类,一种是事业型的,考虑问题首先以事业为出发点;另一种是家庭型的,认为工作不过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就是丈夫孩子或许还有老人。孙兰馨肯定是家庭型的,她只是希望消除现在的不对路状态,找回曾经恩爱的感觉。

“我不许你胡思乱想!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杨兆军生气道。

邢芳对杨兆军流露出的霸道反感。荣飞从没有跟她用这种口气说过话。她看着荣飞,希望他打个圆场。但荣飞似乎在沉思,于是她说道,“兰馨,这事还是要从长计议,不要心血来潮。北重是央企大厂,丢掉工作太可惜了。”这话有些言不由衷。

孙兰馨紧咬着嘴唇,“荣飞,单珍说的那个什么公司是不是有专门的法律顾问室?”

“现在好多的企业都搞法律顾问了,不稀奇。我同意邢芳的话,离开北重还是要从长计议。兆军舍不得你走呢。是不是?要不一起离开?我当然欢迎。别的不敢保,待遇一定比北重高。不过兆军一定舍不得自己的事业,是吧?”荣飞在想,梦境中孙兰馨和杨兆军最终还是分手了,至于是什么原因他也记不清楚了。为了丫丫那个瓷娃娃般的可爱丫头不要过或者无父或者无母的生活,孙与杨的婚姻就应该尽力挽回。如果杨兆军愿意离开北重他会欢迎,总可以在联投系统给他一个合适的位子。因为杨兆军的才能还是有的。但孙兰馨要离开北重“投靠”他就不合适。他知道孙兰馨一定不是为经济原因,杨兆军在升入处级后经济上肯定好转不少,一般心理,人在经济上的感觉只和身边的环境比。我们绝不会和海湾石油富国比福利的,同样身处北重也不会与联投系统的职工比收入。

转而又想,挽回婚姻的只能是当事人自己,恐怕局外人有心也无力,有力也无效。杨兆军与孙兰馨婚姻出现的危机来自于杨兆军的外遇。虽然只是传说。就像在梦境中的自己,因为邢芳忍了,所以他们的婚姻维持着。或许孙兰馨像邢芳一样忍了,那样也用不着自己张罗什么。如果孙兰馨不能忍,即使杨兆军离开也无济于事。时代的发展使得一个有钱的男人出轨的机遇越来越多,这也是一些人(比如陶莉莉)将自己奉为“圣人”的缘故。陶莉莉们又怎么知道自己拥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怎么理解他在邢芳去世后如毒蛇噬骨般的痛苦?那才是珍惜邢芳的真正原因。如果每个人都有拥有前世记忆的来生,至少有一半会成为现在标准的圣人。

气氛有些冷。杨兆军发过脾气又有些后悔,如果孙兰馨离开北重,他和宋唯的压力会小得多。虽然他和那个艳丽无匹的女郎闹出的风波在办公楼影响甚大,但他没想过和宋唯断绝关系,他舍不得那个风骚迷人善解人意的漂亮女人。荣飞的邀请令他有些意外,这次他来拜访荣飞有探听底细的意思,尽管胡敢没有说,但他仍可以感觉到胡敢对已辞职离厂三年的荣飞格外关注。

“荣飞,我投靠你有什么好处?”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如果你努力的话,可以拿到比北重更高的薪酬。不过工作不会比在北重轻松。”荣飞淡淡地说道。荣飞可以断定杨兆军不会离开已经获得上升通道的北重。他的话会被杨兆军误解,这他知道。杨兆军或许会觉得自己会给他一个相当繁重的岗位,而不会理解为工作本身的繁忙。在北重那个环境,繁忙的岗位很少,即使有也是阶段性的,比如财务岗位在年底的时候。北重认识但关系不熟的职工在相遇打招呼时会说最近忙吗?回答有两种,不忙或者忙死了。而忙死了的标准就是最近有事做而已。但联投旗下企业中层岗位却是实实在在的忙,他们很少有星期节假日。

杨兆军在琢磨着荣飞的话。这样使得本来看起来是一次很平常的朋友拜会变得严肃,变得怪异。胡敢跟他谈起荣飞后,杨兆军找了那天的《北阳日报》看过,财务党支部就订有《北阳日报》。报道梁省长视察南郊傅家堡实业等企业,篇幅不长,也没有企业负责人的名字,倒是有省长陪同官员的职衔。杨兆军在报纸上没有找到荣飞的名字,不知为什么竟然很松了口气。他内心比较矛盾,一方面希望荣飞在外面混得好,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混得好。两种情绪视不同的心情交错运用。今天荣飞一直不肯说他的企业,杨兆军猜想就是这家傅家堡实业吧。搞起一家乡镇企业是有可能的,能让省长带队视察则说明这家企业已经颇为成功。杨兆军在荣飞离厂后细想,觉得他历来神秘,一些事情让杨兆军困惑,比如与甄祖心的熟识。而刚才荣飞的口气,可以断定在傅家堡实业即使不是一把手也是相当主事的角色。而且,他在不同的几个企业都有股份。

“是吗?我真得好好考虑了。”

“不用考虑了,兆军,我知道你舍不得北重。其实我对北重的感情不比你浅。”荣飞又递给杨兆军一支烟,“我离开厂,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是企业文化不适合我。但我觉得未必不适合你。好好做下去,未必不能升到卢续胡敢的位子,还是很可以做些事的。”

升到卢续胡敢的位子当然是杨兆军的梦想,但荣飞居高临下的态度令他很不快。杨兆军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不想继续打听荣飞的底细的,也感到分手三年,就像样板戏的一句著名台词: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了。

“谢你吉言。”杨兆军点着烟,“也祝你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滚滚来。”他想告辞了,但孙兰馨还不想走。

“荣飞,我真的不想再厂里干了。我不是心血来潮。在厂里搞法律就是赋闲。我这几年连一桩案子都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