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听的之后，才知居然是冯邦宁这种拧吧精神作祟，心里暗觉好笑。那俊童又道：“再说，最近公子也需要人手。有些人趁着乱想要混水摸鱼，闹了几次刺客。公子从江宁找人都不得力，还是用自己的伴当放心。所以只要肯放人，银子不算什么，反正这么大个江宁还怕没银子赚么？这次给姓范的一个面子，将来他就得给我们面子，这样也省去很多力气。”

那指挥使既能出头调解这件事自身的阅历经验也不差劲，从这俊童话里的言语分析，心中泛起个念头：冯邦宁这人色厉胆薄，以往在江宁凶神恶煞一般，主要原因是没遇到对手。范进表现的太强硬，冯邦宁就开始怂了。

关在上元衙门里的人犯并没有全部释放，冯邦宁也没想着全要。他只要自己从京里带来的亲随，于本地招募的泼皮喇虎并不在意。再者这些人有不少是他手下自行招募的，他压根也不清楚，放不放根本不在乎。范进将那些泼皮扣下也就扣下，冯邦宁根本不在乎。

那些泼皮的罪行未必有那些京师来的随从严重，但是他们平素在街头横行霸道，勾结上冯邦宁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像是冯邦宁和他的部下搞女人，就是这些泼皮担任耳目，否则冯邦宁也没法确定哪家有美人，以及那家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是否应该下手。

这些泼皮甚至以此为敛财手段，敲诈底层百姓，交了钱的便可以保住自家女眷，否则就可能被他们献给冯邦宁或是其部下。在江宁民愤极大，正合作为处置目标。

在上元县衙门的八字墙外，两边各立四个木笼，每个木笼里各站了个泼皮，脖子上戴着死囚用的鱼鳞铁叶枷枷号示众。这种残忍的刑罚，属于不死脱层皮，而且在枷号期间死掉，不算亲民官的过错。这种没有功名又没有势力的泼皮，根本没人为他们出头说话，死也就死了。

十几个喇虎就这么生生枷死在上元县衙门以外，于整个江宁的城狐社鼠而言，都是个极大震慑。平日里在街面上极有面子的大泼皮，开始向江宁县逃。一些小团体或是收拾细软跑路，或是联络着凤鸣歧，商量着受招安的事。

对范进来说，这件事最大好处不是说搞定了多少小帮派，把那些社会力量变为官府爪牙，而是通过这次与冯邦宁的冲突，彻底把上元县内士绅阶层拉拢到了自己身边。冯邦宁这个万人恨已经两次在范进手下吃亏，对于江宁士绅来说，范进俨然就是他们的希望，江宁的救星。固然这救星只有在恶魔存在时才有用处，但就当下而言，也是最佳合作伙伴。

考虑到冯保的态度，公开站出来帮范进对抗冯邦宁的胆量未必有，但是在范进施政时给予配合，总没有什么问题。士绅作为皇朝统制的基础力量，在乡间的影响力甚至比官府还大。百姓不相信官府和相信士绅的事，也丝毫不奇怪。

明朝的公信力一直是个很大问题，衙门在很多时候，还不如土匪山寨令人信服。行政命令的僵硬，执行手段的简单粗暴，都让衙门和百姓的关系变得紧张、疏离甚至可能是敌对。老百姓对官府充满不信任，对官府的命令不吝以最大恶意解读，官府想要做点什么事，往往都得靠乡绅才做的成。吏不下乡原则背后，其实也是有着现实考量。

通常而言，士绅和官府是个有限度合作关系，有些事上会合作，或者叫狼狈为奸。但是在有些时候，当士绅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又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声望发动民众跟官府对抗，官府只能谈判、妥协，彼此让步。如果一个县令被大多数乡绅抵制，就证明做的太失败，只能丢官，搞不好还会丢命。

现在整个上元士绅站在范进一边，上元县的公事就好办理，衙门里专门开辟出的青苗房外，已经陆续有百姓出现，向官府申请贷款。考虑到百姓的文化水平以及理解能力，范进特意找了两个马湘兰的手下，站在那里担任讲解员。

其实这两个伎女并不算姿色十分出众，在马湘兰手下只能算是中等，只是文墨上较为出色。可是物以稀为贵，两个娇滴滴的女子穿着吏员公服，坐在那里一本正经的回答百姓疑问，顺带还能帮人看看资料。这在当下本身就是一道景致，男子们里三层外三层把这两个女子围起来，七嘴八舌的询问。

那两个女子是吃这碗饭的，根本不怯场，回答问题之余，也能与人打情骂俏，应付得很是自如。

“这位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什么名字跟你借钱没什么关系。你不借钱就走开，不要妨碍其他人。我才不会告诉你我叫白沉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