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的国都所在，应天府的赋税在东南是出名的低，全府的赋税才三十三万石出头，比之苏松同等田地的赋税数字，简直就是天堂。可是明朝税轻役重，上元、江宁两县因为是首县，徭役又是重灾区。

海瑞和欧阳铎都曾经在江宁实行过一条鞭法，到目前为止，江宁府依旧保持了一部分一条鞭法。但是百姓的负担并没因为一条鞭实行而降低，反倒是增加了。一方面是全部在册民户要把自己服的役折成银子交上去，另一方面，轮到谁服役还是得谁服役，交钱不能减免，至于原因是：找不到人。

整个应天的户籍管理制度都混乱不堪，上元尤其严重。眼下整个上元县的实有服役户口一万出头，可以征调的丁只有两万多人。

给他们摊派下来的人头税和服役量，是按着十五万丁这个数字派下来的。至于十五万丁的来源，是来自永乐迁都之后，也就是在宣宗朝以后，地方上的鱼鳞册页就没更新过，还是按着旧的鱼鳞册页管理户口。人户帐根本对不上，拿着官方的户口薄去找人，包准找不到几个。

在田产上，洪武年，上元县共有田一万一千五百顷，到了当下，田地就变成了九千二百顷多一点。土地当然不会凭空消失，只是享受优免的人多了，作为税基计算的土地面积也就缩小了。外加自然灾害，也导致了一部分土地不能作为耕地使用。

这还得感谢江宁这里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以种植小麦、水稻等农作物为主，士绅对于土地兼并的欲望不是太强，加上也没有藩王在这里就藩，否则土地只会更少。田地总数减少了，税收却没有得到减免。

大明的优免制度一大弊端就是优免个人，不优免总数。不管一个地区出多少读书人，优免多少土地，这个县城应上解的赋税总数不变。不会一个县读书人出的多，就从上县变成下县。那些优免田地应纳赋税，会被摊派在其他没功名的百姓头上，朝廷不会吃这个亏。

眼下情形就是九千多顷田要承担一万一千多顷田的田赋，同时由于江宁是留都，徭役比普通地区要繁重，这部分压力，也要由本地百姓自己承担。

以眼下江宁城的繁华，对半分城的上元县，肯定不会只有那么一点人。但是明朝户口薄上登记的不是全部自然人，而是纳税人，不纳税的人不会出现在鱼鳞册页上。比如享受优免的士绅，再比如不承担徭役的军户。

偏偏江宁当初是国都，以四十九卫拱卫，最多时有几十万军人在这里生活。虽然靖难后部分人北上，但是还有有十几万军人以及家属留在江宁。随着人口繁衍，通婚生产，军户越来越多，他们中大部分不是军人，不承担战斗任务，但是也不用承担赋役。

除了军户以外，还有诸如隐匿户口的流民，又或是人户分离的寄籍者。户口上在别处，人在上元县里生活，比如董小五那种情况。这些人虽然住在上元，但是不承担赋役，同样也不是列籍人士。

范进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大明立国近两百年，不管多好的制度，到了这个时候都会产生无数弊端以及后遗症。作为基层官吏就是这种弊端后遗症的承受者，怨天尤人没有意义，只能想办法尽可能减少这些弊症的影响。

现在对范进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手上没有可靠人手。一共从家乡带来小猫两三只，又是武胜于文。关清的功夫过得去，在这里当捕快绰绰有余，范志高做个门子也凑合。可是文案这方面，就得自己赤膊上阵。

一般的书生到了这个地步，多半就是要束手无策了。毕竟他们一直学的是世界观，在不配备事务官的前提下，骤然让他们搞方法论肯定不行。所以地方官往往受制于胥吏衙役，倒不能说他们没本事，而是确实一个人没法开展工作，更别说很多工作已经超出其知识范畴，无能为力。

范进此时就得由衷感谢在罗山的那段经历。凌云翼将他看做子侄亲授本领，以虚拟的罗定州训练范进的处理能力，让他当了近一年的虚拟知州，又有一位巡抚在旁随时提点。是以其对于庶务不是一无所知，比普通人要强。另一个优势就是，他这次实际是带了大帽子下来的。圣旨册封，首辅保举，两层光环护身的范进让一般人不敢直视其锋芒，行事上也比普通的知县权力大。

像是给衙门公人提高待遇这种事，除了他一般人没法做。首先在府里得不到支持，借不到钱粮，二来邻县的意见就可能把你打得抬不起头。如果不是给了这些衙役高待遇，他骤然安排自己两个亲信到衙役中，又会引起广大衙役捕快的不满，这些事一环扣一环，缺了哪一环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