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官员受杖的原因，有弹劾严嵩的，论妖僧的，谏万贵妃干政的，还有谏元夕观灯的，谏武宗南巡的，谏嘉靖勿服金丹的，这都被廷杖。

最离谱的是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结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上两本就要被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儒家的这些士大夫，迂腐的人大有人在，道貌岸然的也不少，但是历代没有这些老夫子，瞪眼吹眉的拉着皇帝，用儒家对君王的标准，来要求皇帝，这不能干，那不能做的，历代皇帝要干多少荒唐事，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过。

士大夫对于国事，本就该仗义执言，可直言后，却要被打死。就像武宗，地方上糟了灾，他却要南下游玩，大臣们劝谏，被打死十几个，最后武宗是被朝臣给感动了，取消了南巡的计划，但劝谏的大臣却死了。

你若是大臣，寒心不心寒？恐怕下次就是明知道皇帝的作为会使得民怨沸腾，也不会在开口劝谏，这就是士大夫阶层思想的一个转变。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林一党。

东林的名声很差，可要知道东林一党在结社之初可不是这般模样，而他们为什么会从曾经有着鲜明的政治主张，要求“朝廷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的政治团体，最后沦为逐利的官僚集团，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为东林在早期的谏言中，被皇帝的行为打的寒了心。

在经历了神宗朝和天启朝的斗争后，部分士大夫如梦初醒，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天下以不是士人的天下，而是被朱家视为私产，而皇权并不想让他们对朱家的江山指手画脚，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东林党人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

一是东林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无论是理学门徒，还王门心学的信奉者，都有儒家传统的治世理想，所以他们在施政的过程中，会有道德约束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管这种儒家世界观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

但在此之后，东林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

他放弃了原来士大夫阶层的理想，摒弃了儒家对他们的约束，在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这个集团的唯一冲动。

从东林党的变化，大多可以看出，明朝士人阶层的思想转变。

皇帝不愿意与士人共天下，士人也不想在为朱家出力。

坚持原有理想的退出朝廷，隐居乡野，继续留下的成为逐利官僚。

这个时候，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不在表达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意愿，变成了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所以东林能在明知朝廷无钱，北方恶化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朝廷争他们的税。

当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都失去了治世的理想，皇帝个人在有雄心，也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