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现在的祸根，是从太祖时就埋了下来，太祖出身寒门，在农民起义中起家，最后做了皇帝，开创了大明基业，太祖的出身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他的治国方略。

大明在农商之间的态度，以及万历以来皇帝廷杖朝臣越发厉害，使得文官与皇帝离心离德，间接又造成了士绅对于朝廷的漠不关心，也就决定了现在朝廷财政的窘迫。

在明代商人地位很低，商贾虽然有钱，但没有势力，所以想方设法与能够掌握舆论与未来朝政的读书人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些商人通过与读书人联姻，资助读书人，投入巨大的投资培养举人进士，贿赂官僚，或者官僚干脆自己寻找代理人从事收益巨大的工商业，使得万历以来，官商勾结已成常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大明的俸禄，少得可怜，基本无法满足官员的开销，大商贾为了在朝廷获得代言人，官僚阶层为了能够获得利益，很快打成了一片。

在大明内部，东林党与江南大商贾结合，形成一大势力，浙党与走私海商结合，又是一大势力。

此两股势力的形成，一个为江南士绅说好话，反对征收商税，一个为走私集团说话，反对开海。

至于晋商，也想在朝中寻找代言人，但山西一地，文化远远比上人文荟萃的江南，能够中进士入朝做官的人实在少的可怜，自然无法在朝中形成代言人，因而他们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暗通蒙古满洲，背叛大明，支持外族入主中原。

崇祯末年，大明历经两百七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各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大地主靠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的方式来避税，自耕农和小地主则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再加上皇室、勋贵、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能为朝廷提供赋税的自耕农就越来越少。

这时国家却因为满清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加税，而在商税与农税之间，东林自然为江南说话，朝中西北的官员少，自然争不过东林，使朝廷无法开源，只能再加征农税。

明朝的情况，就成了一边是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另一边税赋越来越重，其结果就是仅存的自耕农也因为负担越来越大，纷纷破产成为流民，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乃至社会崩坏。

这是王彦从崇祯年间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礼道：“陛下，眼下的情况，在加农税，无疑重蹈覆辙，臣以为商税改革势在必行！”

王彦说完，新入阁的顾元镜，便反对道：“陛下，大明二百七十年来，商税历来如此，祖宗之法，不可改，眼下加收商税，只能是与民夺利，失去民心。”

王彦入之粤后，顾元镜被边缘化，实权基本落入苏观生手中，本来已经失势，但他在广州保卫战时，站在了拥唐派一边，加之朝廷现象官员奇缺，他因此得以入阁掌权。

顾元镜在广东为官多年，与广南商贾士绅有密切的联系，自然反对加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