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了党项，在丰州败一次契丹，还不足以在全国建立必胜的信念。朝廷的军队已经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太久，天下之民关心前线的战果，却未必关心这支军队的命运。这种疏离感还需要时间，才会慢慢消失。

有家人参军的北方地区对皇帝的北巡更加关心，越向南越不当一回事。到了广西这个极边之地，因为多年向南开拓，本地参军的人多，又有蔗糖务这个特殊的组织，关心的人突然又多了起来。自发到庙里进香，为皇帝北巡祈求平安的人，络绎不绝。

正是在这个时候，林业和岑大郎两家得到了儿子从京城寄来的信。铁锤和大贵再次在殿试中落第，两人一起入了忠佐司。邕谅路的学术氛围还不足以支撑起自己的进士，前几届中进士的都是福建路来的移民，本地举子中，铁锤和大贵能过省试，已经足够出色了。

极边之地的人们并不知道忠佐司是干什么的，儿子的信中只是说有了个前程，什么样的前程却说不清楚。直到本地的余知县带了属下官员上门祝贺，林业和岑大贵才确信这是好事。参军就参军吧，最少在邕谅路，军队的地位高，在百姓中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全家迁到邕州后，李二郎夫妇又生了一个孩儿，巧娘嫁到林业家去了，也已生子。铁锤在京城入了什么忠佐司，巧娘上要照顾林业夫妻，下要养育幼儿，极是不容易。李二郎虽然还是忍不住偶尔凑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与人小赌两把过过手瘾，但收敛得多，并不为大害。与李二嫂一起帮衬着林家，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

移民最容易团结，随着蔗糖务来到邕谅路的这些福建人，声势比本地人还大，有些喧宾夺主的架势。从徐平在的时候，便就坚持在蔗糖务里对本地人和移民混编，注意解决土客矛盾。十几年下来，土客冲突越来越少，交流融合越来越多，开始形成新的风俗文化。

邕谅路由福建路移民和本地土人交织而成的社会情况，与宋朝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经济的快速发展，宽松的社会环境，土客的交流融合，这里的人对朝廷的向心力极强。虽然远离京城万里之遥，对大宋的认同不下于开封府那些京畿之地。

余知县代表朝廷送来了十贯钱，这是朝廷统一对进入忠佐司的人的奖赏。还送来了十斤肉，一对鸡，两尾鲤鱼，两坛酒，这是地方出钱劝民。天下只有两个地方对进入忠佐司的人有这种举动，一个是邕谅路，另一个地方是川蜀地区。参军最多的北方沿边三路，禁军还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有人进了忠佐司，家人只当是参军吃皇粮，地方百姓只当是本乡又出了一个大头兵，地方官府劝也劝不来。朝廷发钱发物，给的那点利益只是点缀，军队要想建立起在民间的地位，花钱是买不来的。只有他们在前线浴血而战，让后方的百姓真切感受到军队在远方守卫着他们的家园，有了荣眷感，一切才水到渠成。没有这个社会基础，发肉发钱，收到的百姓也只当是捡来的，并不会产生对政权的向心力。

林业招集了四邻到自己家，把余知县送来的肉鱼做了，又准备了些时鲜菜蔬，请大家饮一杯酒。有知县到贺，足以说明儿子入忠佐司是光彩的事情，四邻与有荣焉。大家或是携酒，或是带菜，有人带了山里的野味，高高兴兴地到林业家里赴宴。

余知县恩荫为官，河北路人，在家乡从来不曾看见这种景况。一时兴起，叫自己贴身随从来，小声吩咐几句，让他回县衙去，速去速回。

肉菜上齐，一众乡亲鼓噪让知县相公说几句话，讲一讲铁锤以后是个什么前程，让乡亲们也为他高兴。大家从福建路飘洋过海来到这里，出个人物不容易，都兴奋异常。

余知县站起身来，刚好见到随从带着两个大汉抬了一坛酒来，道：“且稍候，这一坛酒来历非常。众乡亲倒满，饮过再讲。”

几个年轻人起身，笑嘻嘻地把县衙里抬过来的酒倒给众人。

一开坛，便就有酒香飘散开来，众人一起叫好：“许多年不见如此好酒！”

余知县端起碗来，与众人把酒喝了。放下碗道：“这坛酒不是本地所有，乃是京师昭文相公年初给本地回礼来的。一向都藏在衙门里，我等做官的平时也不敢喝上一滴。非是有身份的富贵人物来，才敢开坛，与客人同饮。喝了这酒，就是帅司、监司的上官巡视到我们这里，也要恭恭敬敬，不敢有丝毫怠慢。今日事非寻常，林家大郎是本地第一个凭着本事得了前程的人，是以取了这酒来，与众人同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