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对包拯道：“此去沙州，如果张家只有一个后人，自然就一切休提，朝廷立为王便是。贤德或有不足，朝廷敦促，时时监察，教其后人，以候其后人正位。”

包拯道：“若是后人还有数家呢？”

“那便要仔细体察人心，选一个最合适的人出来。那里是佛国，与中原人情不同，万不可以你们之意，代当地之民心。要查当地民情，来定人之贤否。以当地人情民心推之于后时，看这人能不能得人心。不要数年之后让当地人叹息，当时朝廷不定某，而封某为王必然好于此时。以后那一带地方，政事治理自有朝廷，凝聚人心归于西平王，谨慎！”

包拯是个聪明人，在这些事情上，比欧阳修这些人豁达得多。徐平说得这么细，他当然明白是个什么意思，自己到了那里该怎么做。

说到底，立这个西平王，纪念归义军的奋斗是其次的，得当地人心是主要目的。灭了党项，中原王朝再次入主那一带，初期自然万民拥护。但是时过境迁，中原王朝的治理必然与以前不同，有得利的，必然也有利益受损的。

民心先起自民欲，从民欲自然就得民心。但是没有到大同，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么有什么，总有满足不了的欲望。政权只能有所取舍，最大程度的让民心归附。这就是对治下百姓示之以公，临以大义的意义所在。公和义，就是让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立平西王，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义，从他们所欲。如若不然，从刚始到达的万民拥护，很快就会变成当地百姓诸般不适应，离心离德。明朝驱逐蒙古而有天下，所以说历史上得国之正，无过于明太祖。但明太祖登基，迷信天命，转过头去放下以前的大义，而去承认元朝的天命。再以明代元为天命所属而建立政权合法性，这假的天命撑不起明朝。

汉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权天授，在那之前，天听即民听，天视即民视，天心即人心的理论框架已经具备。那个天命，只是以天查民心，来获得认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后，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来自于人民，所谓继承前朝法统，根本不会获得人民认同。徐平前世，新中国的立国之基是一切来自于人民，这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让清帝退位而掌权的北洋民国，那个法统就是个笑话，接那个法统的都是笑话。

人从独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体的认同感。一方面性情和欲望来自于自己，另一方面来自于那个集体。政权要维持集体的认同感，应该要尽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强集体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政权的公和义。

不承认人性的两面性，认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反应，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集体，只是人一元社会性认识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应。不符合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来自资本义腐蚀，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教育、改造。社会主义的很多运动都根源于此，制度和运动不是凭空来的。

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认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会性，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选举、议会等等很多制度，都是来自于这些政权对人性的认识。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来自于神，也不是来自于天，而是来自于人民。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这是最基本的判别标准，具体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证这个合法性的。

选举制，必然要加以约束，约束的目的是取他们那个时代、那个群体的公和义。不加约束的完全普选制，必然会让私欲排斥公和义，成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这样的政权无法长久，也不会有牢固的合法性，只是一盘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现在把这种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中，略微有些超前。历史上是欧阳修这一批人发展起来，把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们当然不说这是政权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乱，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权的权正不正，皇帝和官员当位不当位。

以为大军过去，派出官员，谁不服就打谁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脑袋，就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实在是想多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还没有强盗集团能建立长久稳固统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