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必偏，是说政权必须有一个立场，没有立场，政权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选择，是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这是中国传统的立场，也是这个时代能被广泛接受的立场。天下以民为本，是孟子理论中很重要的内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时代的呼声。

为什么使用这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而不是拿课本上源自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课本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都是资产阶级为了掌握政权而出现的政治结构。徐平的立场不偏向他们那一边，而是偏向最广大的被剥削者，自然就不会使用这两种政治结构。政治结构从属于意识形态，同一意识形态会有多种政结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很难使用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

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都是为了弱化统治者对政权的掌控力而出现的，弱化的目的是利于资本家操控政权。只要统治者的权威还重，天然就有号召民众，有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立宪以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断绝这种可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权。

政权的独立性就在于，在政治结构的最顶层，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而没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没有不可更改之宪法。谁都想一劳永逸，只是政权被现实教训了，面对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劳永逸还只是一种梦想。或许只有寄望于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用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慢慢弥合矛盾。

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内部，而临严重的危机时，有人想进行较大的改革，大义一举，依然威力无穷。没错，说的就是美国，就是民主制。最高统治者留有较多权力的时候，挥舞着大义，把政治结构大变样并不稀奇。你能把这一个拖下台，后面还会再出现另一个，社会危机不解除，这种冲击就不会结束。无他，政权有立场，但政权本身是独立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权生存，这种独立人格就体现出来了。

意识形态的结构中，立场是位于政权属于谁之下的。为了政权生存，统治者一人敢于挑战整个剥削集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当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外部矛盾容易掩盖内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临社会危机时向外转移矛盾作为当然之理。时代不同了，这个当然之理也不是当然之理了，向外转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必须想办法对内解决社会危机。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来的全球革命潮正在退去，处于时代的尾声，每一个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经是逆大势而行。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应对内部危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大势。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抽身得越早，损失越小。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局面，去乱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会显得很可笑。虽为小邦，而心怀天下，就说的是这种政权。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声，徐平的这一世，正当浪潮正盛的时候。扎紧篱笆，坚定地在浪潮中岿然不动，接下来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汉人的。卷身到这股洪流中，贪小利忘大义，徒然把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击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费国力，浪费民族的发展机会。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体，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皇帝的责任，就是使这个治理国家的群体，立场永远在被剥削者这一边。皇帝失去了立场，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失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