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对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才有利与害的比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赵祯揉揉额头，问徐平，“就没有两全的办法？”

“天地初生，人依群而活，无所谓剩余之物，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自取自足，只因所得之物稀少，仅够活命而已。或许有一天，天下之物丰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就不需委曲求全了。当此世，就是圣人。”

说到这里，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只是那样的日子，陛下看不到，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当下之时只能委曲，陛下非圣人，臣也非贤哲。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奈何？人生于世，难求万全，最苦是有心无力，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知难而上。孟轲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其谓与？”

“君子如北辰，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只能景行景止，但存圣贤之心，委曲求全，有圣贤之行，而并无圣贤。”赵祯点了点头，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治国理政，圣贤之行，宰相讲，朕听之。”

说到这里，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召吴育来，今日宰相之对，当记于国史。”

第12章 治术（三）

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和门下省的起居郎都是寄禄官，做这项差事的，是同修起居注这个差遣。仿中书门下分立之制，同时任两人，即古之左右史之制。此时同修起居注的是吴育和张方平，因为崇政殿议事，必有起居官侍立记录，而天章阁召对则没有，所以赵祯命把吴育召来记录。在赵祯看来，今日徐平所对，当记于国史。

吴育是徐平天圣五年的同年，省试的省元，殿试时的一等进士。明道二年，吴育又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三等，是大宋立国以来中制科三等的第一人。制科三等比状元更加难得，历史上两宋三百余年，制科三等不过四人而已。因为制科一等和二等都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从不授予，如果把科举看作是学历的话，吴育就是现今天下学历最高的人。

徐平所接触过的善于科举考试的人才，王曾当数第一，没有任何取巧，以绝对实力连中三元，对其他人碾压。科举考试中出现这种绝对实力碾压的，极其罕见，实是异数。吴育当排第二，在进士科中先中省元，再入一等，又成为制科三等的第一人。特别是制科与进士科考的内容和要求不同，一般人只能应付一种，就更加不容易。如在历史上同样中制科三等的苏轼，进士科的成绩就不如人意，只中了乙等进士。不过苏轼厉害之处在于，他参加了两次制科考试，两次中三等，这就是三百余年无人可比的成绩了。

吴育具体治事的能力不说，理论功底是在的，所以赵祯让他来记录。起居官记录，载入国史之后，今天徐平应对的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政权意识态的一部分。如果改革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那么这就成为大宋正统的意识形态，将主导整个政权的运作。

理明则事通，意识形态一致，才能让政权减少内耗，运转顺畅。

君臣坐着喝了一会茶，吴育匆匆赶来，行礼如仪。当年一起唱名的一等进士，徐平已经位至当朝宰相，吴育还只是右正言，以本官为谏官。不过修起居注日夕在皇帝身边，是进位之阶，吴育接下来很可能会被大用。从谏官到词臣，升迁不依常理，与徐平升迁不同。

赵祯与徐平一问一答，把刚才讲过的内容再次说了一遍，并进行了深入。

起居官不是速记员，不是把听到的话一字一句地记下来，而是记下来意思，字词未必与说的相同。是以做起居官，要求对要记录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不是读书认字就可以做了。吴育善科举，在理解方面当然无问题，一一记下君臣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