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也是革命，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与觉悟。

人之所以脱离了低级趣味，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人，就是勇于担起自己的责任，不是为了一点好处坐到这个位置。人有家庭，同时有责任，两方面照顾好，政权才能够长久。只想好处不想责任，或者只讲责任不讲个人，都是不能够长久的。

赵祯为什么选徐平做宰相？指望着他主持朝政改革。要做这个改革者，就要有改革的自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明白了，事情才能做好。

徐平前世，政治课告诉你，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但历史课，却只给你讲政治结构，而不讲意识形态，凡涉及意识态的，都是一句统治阶级的虚伪。古人当然有意识形态，也确实不宜在普及教育中讲这些，不然会造成意识形态宣传的混乱。但如果就此以为普及教育中学到的那些，就可以到古代来教训人了，那就大错特错。仅仅凭着那些知识，不要说来做宰相，现在的任何一个学士，或者是将来会成为学士的人，都可以在辨论中把你扇成猪头。不要说改革，用不了多少日子，就会被交章弹劾赶下台去。

以前在三司，徐平所进行的制度更改，只要讲清楚利弊，说服了宰相，宰相们自然会把那些制度措施纳入到统治体系当中。现在自己做宰相，自己来把关，那么每项制度更改都要跟意识形态挂钩，符合意识形态，不然就会引起无数的争吵。

前世学历史，讲历史上的改革，都会列出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改革成功，便就是改革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改革如果失败了，则就是反动力量太强，扼杀了改革。改革者永远是好的，保守派就是反动派，是坏的。

真是如此吗？徐平自己来当这个改革者了，可不敢这样想。把反对者当成反动派，使用激烈的手段来消灭，只能激化矛盾，形成党争。最终不但改革会失败，还可能引起国家的动荡，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遗祸后人。

确切地说，改革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他们都有对的一面，因为不全面，也都有错误的一面。最坏的情况，就是激烈对立，为了丑化对方，把对的一面都扔掉。几个来回，好的全都没有了，坏的全都保存下来，大家一起灭亡。

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与反对者不断地调和，寻找出最合适的道路，才能够改革成功。一切都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改革者与反对者是无可调和的斗争，无助于事情的解决。改革主持者当高屋建瓴，总揽全局。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便就是惨痛的教训。那场动荡离着这个年代并不遥远，保守派的主角司马光已经出仕，改革派的主角王安石就在本科的举子之中，是因为父亲去世守丧才耽误几年。因为王安石格外出色，还有几位大臣特意向徐平提起过。

讲王安石变法，一种是把一方看成君子，另一方看成小人，是君子小人之争。另一种是把两派按阶级划分，保守派代表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而改革派代表了寒门小地主。

君子小人之争自然不值一驳，把地主阶级之中再划阶级，也同样毫无道理。地主不管是大是小，同样都是剥削阶级，只有地主阶级、自耕自食的小自耕农和被剥削压迫的雇农之分，同一个阶级内，没有阶级矛盾。实际历史上的情况是，很多父子兄弟就是分属新旧两党的，新旧两党中很多对立的人就是出自同一个家庭，牵扯其中的很多人是亲戚。

徐平前世位于社会下层，见多了小工厂小业主，他从来没有感觉出来小工厂主对雇佣工人就更温柔，更体贴。认为小地主就会偏向农民一边，实在是想多了。

新旧两党不死不休，斗争激烈程度成了历史上的奇景，很大程度是涉及到了意识形态之争。这种斗争无法调和，伴随了两宋二百余年，在外部压力下最终没有获得新生。

意识形态不是只有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只要有政权，就有意识形态。政权的每一项行政措施，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图方便随便施为，最终会受到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