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非要去医脚，牙痛非要把腿锯了，看起来有些荒唐，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大宋是脱胎于五代军阀政权，在军制和国事上天然有残缺，皇帝对皇位稳固的心理依赖在军队上面。废掉了藩镇割据算是去了皇帝的一块心病，但要把军事交到政治的下面，让政事堂同时抓起政治和军事，他们又不愿意。因为这样一来，宰相的权力太大，皇权受挤压。

以文制武也罢，文人掌兵也罢，其实都是从军事与政治相分离带来的。文人掌兵并不直接管理军队，而是通过武将来管理的，而武将带兵与政治是完全分割的。你就是杀一千个一百个武将，也改变不了军队的根本制度，这还是一支跟政治分离的军阀部队。

如果说作用，那就是成功离间了武将跟文官。一打了败仗，文官说武将没用，武将说文官瞎指挥，总之就是自己没责任。从武将不许干政起，大宋的武将就对文官充满了不信任，不管是不是自己错了，只要有处罚就是文官打压武将。

军队打了败仗，谁的责任？当然首先是军队的责任，如果连这一点都否认，那就是胡闹了。但在徐平前世，也不知道从哪里传起来的，军队不能打不怪武将，是因为朝廷里文官当政，只要让武将当政，军阀当家，自然就能打了。实际上历史的事实是，军阀统治别说是建立盛世，就连统一国家也没有做到过。军政一体的秦国，也一样是文官当政。

文官当政，武将管军，是正常的国家制度，军队不能打的原因不在这里，还是应该从军队本身去找原因。募兵制本身没有问题，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正常的发展规律。但事情最怕走极端，从募兵制走向雇佣军制，让军队彻底跟政治隔离开来，就有问题了。

大宋的皇位心理依赖在军队，就越来越走向雇佣军制，病态地强调对皇帝的忠诚，国家责任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了。军制有不足，根子还是在国家本来的军阀制的母体上。

这个年代的人，从多个方面发现了这个矛盾，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只能从既往的经验中来找办法，复古的征兵制、井田制便就被提出来。不管怎么说，在实行这些制度时，中原王朝对周边一直是保持着碾压态势的。

第60章 致太平（二）

见徐平不说话，张载不免有些心虚，问道：“敢是学生说得哪里不当？节帅指教！”

徐平道：“我刚才问你，要想从地里种出粮食来，除了人和地之外，还有哪些。就是想告诉你，土地问题的核心是粮食，而不是地。为什么大家的眼光都放在地上面？因为对粮食来说最重要的是地，但到今天，只想着平均田地是不够的。要想让民间衣食无缺，就不要只把眼光放在地上。而是应该把土地下种，收获粮谷，从头到尾，有哪些物事相关都一一条列出来，仔细分析，才能理出个头绪。把田地平均是不是有利，就要根据这理出的头绪来讲，最后看是不是能产出更多的粮食。所以说，单单讲井田制是不够的。”

讲农业生产，自然离不了分析农业生产的要素。农业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人力、各种农具和畜力以及土地。李觏比前人认识得更深的一点，就是把人力和土地同时重视，但其他要素还是忽略了。张载的井田制思路是来源于李觏，自然也就继承了李觏思想的优点和缺点。

晚唐五代离乱，人口损失极多，一直到这个年代，即使中原地区也面临人力不足，很多田地荒芜。土地现在并不是农业生产要素中最尖锐的矛盾所在，实际上历史上两宋的地价一直不高，地价和租税的比例远不能跟明清时代比。这最直观地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耕地矛盾在宋朝远不如后来明清时期尖锐。

在耕地矛盾并不那么尖锐的情况下，宋朝讲平土、均田、井田的学者和著作又远不是后来明清时期相比的，这跟学术氛围有关。宋朝儒学再兴，又以尊孟为主流，而讲究民为本的孟子对土地的态度就是耕者有其田，实行井田制。在托古改制的思潮中，平均田地便就被一再拿出来作为治国良方。

平均田地能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徐平也没有答案。要想得出结论，必须针对农业生产的要素综合分析，什么样的生产规模，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能有最高的效率。但根本的一点，这个年代肯定还是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主，才能获得最高收益。